那年他25岁，在日本的学业还没完成，脑子里装满了进化论和尼采。但在这个家里，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该传宗接代的儿子。新娘叫朱安，绍兴本地人，家里做生意，比他大三岁。 在当时看来，这算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周家是破落的书香门第，朱家是小户殷实人家。两家老太太在牌桌上就定了这门娃娃亲。 可问题是——朱安不识字，裹小脚，标准的旧式女子。鲁迅呢？他在南京读过矿路学堂，在日本接触了最新的思潮，剪了辫子，穿西装，满脑子都是“打倒孔家店”。 这两个人，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婚礼那天，出了一件让鲁迅记了一辈子的事。 按照绍兴习俗，新娘下轿时要“传袋”，也就是踩在铺好的麻袋上走路，寓意“代代相传”。朱安知道自己脚小，怕出丑，特意在绣花鞋里塞了棉花，想把鞋撑得大一些。 可她一下轿，鞋就掉了。棉花露出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双真正的“三寸金莲”上。鲁迅站在对面，一言不发。从那一刻起，他心里那根弦就断了。婚后的日子，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她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 注意这个词，“供养”。不是爱，不是陪伴，是像供一尊佛一样，给她吃的喝的，仅此而已。新婚第四天，鲁迅就回了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再回来时，他已经从日本退学，准备在杭州教书。他依然不和朱安同房。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像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点。 鲁迅搬了几次家，从绍兴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每次都会带上朱安。但他会特意安排两间屋子，自己一间，朱安和母亲一间。 有一次，母亲问鲁迅：“你对她到底怎么样？”鲁迅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她是我母亲的媳妇，不是我的。”还有一次，朋友问他为什么不和朱安同房，鲁迅说了句更绝的话：“她是我养的一只蜗牛，在地上慢慢地爬，爬不到头。” 朱安后来也确实说过类似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了。” 她不是不知道鲁迅厌恶她，但她始终觉得，只要自己足够顺从、足够贤惠，总有一天能打动他。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婆婆梳头、端茶、倒洗脚水。鲁迅的衣服她亲手洗，饭她亲手做，但鲁迅从来不肯吃她做的饭。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当公务员期间，住的是绍兴会馆，把朱安和母亲留在家里。他每天早出晚归，回到房间就把门关上，谁也不见。 朱安有一次鼓起勇气，给他端了一碗自己做的莲子羹，敲门。鲁迅在屋里说：“放着吧，我一会自己拿。”等朱安走了，那碗莲子羹原封不动地摆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倒掉了。 一个正常男人，有妻子在身边，却要靠着这种近乎苦行僧的方式来压抑自己。他图什么？图一个“不妥协”。 他批判旧礼教、旧婚姻，如果他妥协了，和朱安圆了房，他就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嘴里喊着反封建，身体却在享受封建婚姻的好处。 1927年，鲁迅到了上海，遇到了许广平。他的学生，比他小快20岁，思想新潮，敢爱敢恨。两个人从师生变成战友，从战友变成恋人。鲁迅决定和许广平同居。 消息传到朱安耳朵里，她愣了很久，最后只说了句：“大先生要怎样就怎样吧，我不过是他养着的人。” 但实际上，她不是没有挣扎过。有一次，她跪在婆婆面前哭，说自己活不下去了。老太太也只能叹气，让她“忍着吧”。1936年，鲁迅在上海病逝。 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哭了一场。哭完之后，她把家里鲁迅的书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所有东西都摆在原来的位置。 有人劝她改嫁，她说：“我是周家的人，死后也要葬在周家祖坟。”她没有收入，鲁迅去世后，周作人提出每月给她一些钱，她拒绝了。她知道周作人和鲁迅不和，她说：“大先生在世时不和他弟弟来往，我不能拿他的钱。”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靠典当度日，连鲁迅的书稿都拿出来卖过。有人骂她“糟蹋鲁迅遗物”，她破天荒地顶了句嘴：“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的遗产，我也是鲁迅的遗产，你们保护保护我呀！” 1947年，朱安在北京孤独离世，身边没有一个人。没人知道她到底埋在哪里。 鲁迅写过一句话：“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他和朱安的故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错，只是生在了新旧交替的时代，被一纸婚约绑在一起，谁也救不了谁。 一个想挣脱，挣脱不了；一个想靠近，靠近不了。最后，一个带着遗憾死去，另一个被彻底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