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31日，深夜，厦门海滩上响起5声枪响，一个年轻人倒下去了。刽子手确认"任务完成"，扬长而去。但半夜，一场倾盆大雨把这个"死人"给淋醒了。5颗子弹，1枚都没打中要害。他从绳索中挣脱，换上旁边同伴的衣服，爬出了刑场。三年后，他当上了苏区政府主席。又三年，他再度走上刑场——这一次，他真的牺牲了。这个人叫傅有智，他把两条命都给了革命。 傅有智，1911年生，福建安溪人。少时家境中落，他一边放学卖甘蔗挣学费，一边在厦门同文书院苦读。毕业后，进了德士古洋行当雇工，整日与码头工人和底层苦力打交道。贫富悬殊、劳工被压榨，这些他每天都看在眼里。 1929年秋，19岁的傅有智加入共青团。1930年夏，他正式入党，担任同文书院共青团支部的领导工作。那一年，他才不过19岁。 1930年7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厦门港渔行口广场搞一次"飞行集会"，公开散发传单、抗议盐税剥削。偏偏就在这天，泄密了。警探提前埋伏，举事当天四面围扑。傅有智刚从上海返厦，行经此地，慌乱中与总指挥跑在一起，就这样和另外几人同时被捕。警方从他身上搜出党的刊物和传单，威逼利诱，什么都没得到。 节点一：5枪落下，死里得生 1930年7月31日昏夜，敌人把傅有智和另一名被捕者秘密押到厦门打石字海滩。两人被反绑双手，跪在海边沙地上。 一阵乱枪过后，2具尸体被拖在一起，留待天亮后收埋。 枪声停了，刽子手们走了。没有人知道，那5颗子弹——从面颊、脖项、肩膀、腋下穿过，留下整整9个弹孔——却全都避开了要害。 傅有智是失血过多昏死过去的。 半夜，一场大雨砸了下来，雨点打在他脸上，他猛地咳嗽了一声——醒了。他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没死。 这一刻没法用任何语言形容。他忍着剧痛，爬到石堆旁，硬是用刃角把捆住自己的绳子一点一点磨断。旁边倒着另一具真正死去的同伴，他脱下自己那件染满血迹的白衣，换上同伴的黑衣。 节点二：伪装牙痛，出逃刑场 天还黑着，傅有智艰难地爬到海边，幸得一位艄公仗义救助，连夜送他到鼓浪屿他的三嫂家里。 三嫂开门一看，惊呼一声，赶紧把他迎进来。请来一位嘴严的台籍大夫给他秘密治伤。 天快亮了，警察局很快发现少了一具尸体，立刻全城搜查。三嫂考虑到天亮后警方会严密搜查，便打发傅有智速回安溪老家治伤，于是用牙痛药膏贴在他脸上的伤口，时值雨天，给他一把雨伞，叮嘱道："遇人盘问，便说牙痛。" 就这样，一个浑身是弹孔、脸上贴着牙痛药膏、撑着雨伞的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在盘查的街道上，回到了安溪老家。 此事被厦门《江声日报》登载，轰动一时——但傅有智本人，已经在山沟里养伤了。 节点三：死里逃生，再上战场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想问：换了一般人，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沾边革命了吧？但傅有智不是。他在嫂嫂家养了一个月，伤一好，立刻回到安溪，找到组织，继续干。 1933年5月30日，安、南、永、德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官桥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傅有智当选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他站起来讲话："我们已有自己的政府，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彻底实行土地革命！" 但命运没有给他太多时间。 1933年9月，红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王观澜叛变投敌，以"商议军事"为名，将政委李实、支队长陈凤伍、傅有智等12位同志骗至蓬莱温泉青云楼开会，当晚全部被捕。这就是震动安南永德的"青云楼事件"。 敌人知道傅有智的身份，软硬兼施，想从他口中捞出革命组织的情报。傅有智理都不理。 同年9月17日，傅有智等人被押赴安溪县城凤冠山枪杀。他仅22岁，距他第一次在厦门被枪杀，仅过了3年又48天。 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要回去？明明死里逃生了，完全可以隐姓埋名，过一辈子安稳日子。 但傅有智没有这么做。 那个年代的革命者有一种让今天的人很难完全理解的信念——死过一次，便觉得多活一天，都该还给革命。他在安溪的三年里，带领农民开展土地运动，参与建立闽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那片红色土地上，他的名字至今刻在凤冠山的纪念碑上，风吹日晒，一字不磨。 傅有智身经两死，毅然不屈，事奇且烈，史籍罕见。 这两次死亡之间，相隔3年又48天。第一次，他被雨水救活；第二次，他自己选择了站着不低头。 一个革命者，把两条命都献给了同一件事。你怎么评价他？ 【主要信源】 《傅有智烈士：他把两次生命都献给了党》，澎湃新闻，2021年5月8日 《两次赴刑场的共产党员傅有智》，中国老区网，2021年5月21日（据安溪县革命史料整理） 傅有智词条，安溪地方志及思亲网历史烈士资料，据《安溪县志》及碑文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