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枪决地下党朱君友，朱君友觉得自己死定了，于是，就将自己平时穿的衣物全部送了人。没想到，在执行枪决的前一晚，他却被两个国民党的大特务给救走了。 咱们得先弄明白，朱君友到底是个什么人，为什么会让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他毫无那种飞檐走壁的传奇色彩，彻头彻尾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早在中学时代，朱君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 从1945年4月起，朱君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无声战场。他每天夜里守在家里，冒着极大的风险收听广播。在那个年代，私自收听电台并记录下来，一旦被查获可是杀头的大罪。但他毫不畏惧，每天将听到的消息整理成情报，第二天秘密交给中共地下党。到了194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暗中负责成都市民盟的财务和资金组织工作。掌握着资金，就等于掌握了地下组织的命脉和人员名单。这正是他后来遭到疯狂迫害的根本原因。 1949年11月的一天深夜，朱君友像往常一样携带着重要情报，途经成都玉带桥。很不巧，国民党特务正在疯狂搜查，情报当场被搜出，朱君友随即被捕。在位于将军衙门的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看守所里，敌人对他动用了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皮肉之苦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生理极限，但朱君友咬紧牙关，死活没有吐露半个字，更没有选择自首。 时间来到了1949年11月30日，重庆宣告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势如破竹，直逼成都。国民党反动派此时已经彻底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陷入了末日前的疯狂。 12月3日，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拿着一份列有36名“情节重大政治犯”的名单，在上面恶狠狠地批示了四个字：“一律枪决”。朱君友的名字，赫然在列。 消息很快传到了死牢里。当一个人真真切切地知道自己的死期时，会有什么反应？朱君友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痛哭流涕，他展现出了一种令人震撼的从容。他觉得自己这次绝对死定了，留着这些御寒的衣物毫无用处，倒不如留给活着的同志。他坦然地将所有行装送给了同牢房的民革成员徐孟生。 当他被押着走过其他牢房时，朱君友特意停下了脚步，隔着冰冷的铁栏杆，回过头依依不舍地看了战友杨伯恺和王伯高一眼。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杨伯恺和王伯高郑重地向他点头示意，那眼神里传递着最坚定的信念：兄弟，走好，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咱们。这种面对死亡时的坦荡，哪怕隔了七十多年，依然能直击咱们的心脏，让人深感革命先辈的不可思议。 1949年12月6日深夜，距离预定的大屠杀仅仅剩下几个小时。看守所沉重的铁门“哐当”一声开了，几个特务直呼朱君友的名字，将他押出牢房。朱君友深吸了一口气，以为敌人要提前动手，甚至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在门外接他的，竟然是杨夷甫和徐中齐。这两个人来头极大，杨夷甫当时是四川省行辕上校，绝对的实权派大特务，徐中齐则是他的表弟。 为什么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敢违抗毛人凤的死命令，硬闯特委监狱捞出一个共产党的外围成员？答案藏在一条极其隐秘的家庭线索里——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正是杨夷甫的亲妹妹。 在这场残酷的政治绞杀中，骨肉亲情硬生生地撕开了一道微小的口子。杨夷甫为了救自己的妹夫，冒了掉脑袋的巨大政治风险。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在国民党败退的前夕，其内部早已人心涣散。连掌握实权的高级将领都在忙着徇私情、留后路，那座摇摇欲坠的统治大厦，早就彻底垮塌了。朱君友就这样在极其荒诞又极其幸运的机缘下，捡回了一条命，被连夜送往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友家躲避。 朱君友侥幸生还，但他永远不会忘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绝对是成都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一夜。 12月7日夜里。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带着16名全副武装的特务，如同饿狼一般扑向看守所。档案被付之一炬，剩下的32名政治犯被强行押上刑车，一路开到了外西十二桥。 在十二桥西南角那个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防空壕里，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用刺刀捅、用手枪打，将32位革命志士残忍杀害，并就地仓促掩埋。这就是历史上极其惨烈的“成都十二桥惨案”。 这实在太让人扼腕叹息了！因为就在短短20天后的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正式攻占并解放了成都。如果这32位烈士能再多撑过这短短的20天，他们就能亲眼看到满大街飘扬的红旗，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惜，历史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朱君友活下来了，但他是带着32个战友的遗愿，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幸存者记忆活下来的。 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刻着手发掘烈士遗体，并将他们安葬在青羊宫烈士陵园。而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也在随后的岁月中陆续落网，得到了应有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