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长捷被特赦后，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愿望，他表示希望可以回到上海和妻子团聚。不料，10年后，陈长捷在上海自杀，享年76岁。再十年后，上海市委为陈长捷举办了追悼会，骨灰被安置于上海革命公墓，也算有始有终了。 要看懂陈长捷当时对“团聚”的渴望，得先回头看看他那跌宕起伏的前半生。 陈长捷可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一员悍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平型关战役、南口战役中打得日军胆寒，硬生生靠着敢打敢拼的血性，打出了“常胜将军”的威名。在民族大义面前，陈长捷是条响当当的汉子，为国家流过血、拼过命。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人民的对立面。1949年初的平津战役中，傅作义任命陈长捷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死忠”和“执行力强”。长官让他死守，他就真的把天津打造成了所谓的“铜墙铁壁”，哪怕解放军兵临城下，他依然拒绝和平改编。当时的天津，被陈长捷修筑了无数个碉堡，他甚至放言要让天津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攻克了天津，陈长捷兵败被俘。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在天津拼死抵抗，老长官傅作义却在北平接受了和平改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最初几年里，陈长捷心里憋着一股巨大的邪火。他总觉得，自己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凭什么老长官和平起义成了座上宾，自己尽忠职守却成了阶下囚？这种固执让他脾气异常暴躁，甚至在傅作义去功德林探视时，他都扭过头去一言不发，连个正眼都不给。 不过人心终究是肉长的。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生活上的无微不至，以及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一点点敲碎了陈长捷内心的坚冰。他开始认真读书学习，深刻反思过去的站位错误。他端正了态度，积极写认罪材料，这种认知上的彻底转变，让他最终凭借优良的改造表现，入选了第一批特赦名单。 带着这份新生的喜悦，陈长捷如愿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的日子，是陈长捷晚年最安稳的一段时光。政府对他的生活照顾得相当周到，不仅安排他担任了上海市政协秘书处的专员，每个月还有固定的工资收入。 昔日握枪的手，拿起了毛笔。在上海市政协工作期间，陈长捷每天按时上下班，一头扎进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把自己亲历的平津战役、抗战往事，一笔一划地记录下来。他撰写的《天津战役的防守部署和被歼经过》等文章，由于细节翔实、毫无保留，至今依然是研究解放战争史的重要第一手文献。每天下班后，他回到家里，和妻子一起买菜做饭，散步聊天。对于一个在枪林弹雨里九死一生，又在铁窗下熬过十年的老人来说，这种柴米油盐的平淡，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日子。这段时光，他把将军的锐气化作了文人的严谨，极其踏实、接地气。 然而，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时间转眼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骤然降临。陈长捷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赦战犯，他的身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立刻成了众矢之的。 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撕碎。各种屈辱接踵而至，抄家、批斗成了家常便饭。陈长捷是个纯粹的军人，性格里有着宁折不弯的骄傲。当年在天津城破被俘，他觉得那是技不如人、军人宿命；在功德林接受改造，那是心服口服、认罪伏法。面对这种毫无理性的疯狂折磨和人格践踏，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承受。 肉体上的摧残还在其次，精神上尊严的彻底丧失，成了压垮这位老将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看着同样遭受折磨、惊恐万状的妻子，内心充满了深深的绝望。1968年的一个深夜，76岁的陈长捷在上海的家中，做出了一个极其惨烈的决定。他结束了妻子的生命，随后也自行了断，夫妻二人双双死在了那个难熬的岁月里。 一代抗日名将，没有倒在日寇的炮火下，也没有老死在病榻上，最后却以这种令人窒息的方式，决绝地告别了那个让他无法理解的世界。 这十年的落差，太惨烈，太刺骨。从1959年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上上海的土地，到1968年在绝望中走向毁灭，陈长捷的晚年，浓缩了那个时代难以言说的痛楚。 好在，公道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陈长捷离世后又过了十年。那是1979年，神州大地重新迎来了理性和法治的春天。当年那些被冤假错案牵连的人，陆续得到了平反。 国家没有忘记陈长捷。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场上立下的汗马功劳，也没有忘记他在功德林里真诚的悔过与改造。 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为陈长捷举行了一场庄重而肃穆的追悼会。这场追悼会，洗刷了泼在这位老将身上的各种不实之词，彻底恢复了他应有的名誉。随后，他的骨灰被郑重地安放在了上海革命公墓。 也算有始有终了。这句平淡的话里，藏着太多岁月的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