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场针对粟裕大将的批评大会，开得让人透不过气，轮到陶勇时，所有人都竖起耳朵——他可是粟裕一手带出来的爱将，他会怎么说？ 主要信源：（人民网——粟裕建国后因三次“擅权”挨批 责任在彭德怀？） 1958年的夏天，北京开了一场很大的会，会场里坐满了部队里的大领导。 这次会议的主要矛头，最后对准了开国大将粟裕。 粟裕是谁？ 那是解放军里特别能打仗的人，指挥过淮海战役那样的大仗，功劳很大。 可在这场会上，他却被安上了不少不好的名头。 会议开到最后，气氛很紧张，上面点名让粟裕以前的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这三个人上台发言，说说粟裕的问题。 这三个人都是粟裕一手带出来的战将，跟了他几十年，感情很深。 结果，陶勇上台后的几句话，让整个严肃的会场一下子没绷住，好多人笑了出来。 粟裕是个纯粹的军人，一辈子心思都用在打仗上。 他打仗胆子大，想法也特别，总能在关键时刻拿出出其不意的招数。 像孟良崮战役，他带部队硬是吃掉了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七十四师。 到了淮海战役，更是他最先向中央建议，要在徐州附近打大歼灭战，后来这仗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连毛主席后来都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为什么会在1958年被批评呢？ 这里头原因复杂，但直接起因是几件工作上的事。 一件是关于准备打马祖列岛的，粟裕作为总参谋长，希望下面加紧准备。 但下面军区觉得困难大，报告打上去，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老总觉得粟裕有点越权。 另一件更麻烦，是粟裕去苏联访问时，问过苏军总参谋长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怎么分工的事。 这本是想着学习人家经验，解决我们自己内部职责不清的老问题。 结果被说成是“告洋状”，意思是在外国人面前告自己人的状。 再加上其他一些工作沟通上的误会，几件事攒在一起，就闹大了。 于是，就有了1958年夏天那场规模很大的军委扩大会议。 一开始是说整风，后来慢慢就变成了专门批评粟裕的会。 参加会议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这种会，压力很大。 你不发言批评，就是态度有问题，你批评得轻了，就是不深刻，你要是跟被批评的人关系好，那就更得狠狠说，才能显得你划清界限。 很多人都上台发了言，说了粟裕这样那样的不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会议主持者点名要粟裕的三位老部下——叶飞、王必成、陶勇——上台揭发问题。 这明显是想看看，粟裕最亲近的部下会不会“反戈一击”，这既能打击粟裕，也能测试这些人的态度。 第一个被点到名的是叶飞。 叶飞是个硬脾气，他坐在台下，不管别人怎么暗示，怎么催促，他就是一言不发，用沉默来对抗。 没办法，会议又点了陶勇的名。 陶勇是军中出名的猛将，性格直爽，但绝不是没心眼的人。 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出，心里有了主意。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走到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写得密密麻麻的发言稿。 大家都盯着他，以为他要开始念稿批评了。 结果陶勇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我文化水平不高，这篇发言稿是王秘书替我写的。 我就照着念，要是念错了字，大家多包涵。” 这话一说出来，整个会场先是一愣，紧接着，不知道谁先笑了一声，然后大家都憋不住了，哄堂大笑。 这话太妙了，意思明摆着，这稿子不是我的心里话，是别人让我念的，我就是个念稿的机器。 他既没有公开对抗会议，又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情愿，还把背后的那点用意抖搂了个干净。 主持会议的人脸都黑了，赶紧让他别念了，下去。 陶勇就这么把事情对付过去了，既没出卖老首长，自己也没吃眼前亏。 接下来是王必成。 王必成也是一位虎将，他上台后，表情严肃，开口就说：“我是奉命来揭发‘大阴谋家’粟裕的。” 这话让全场一惊。 可他接着往下说，味道就全变了。 他说，他跟了粟裕这么多年，对粟裕的“大阴谋”有两点体会最深，一个是“大”，一个是“谋”。 他说，这个“大”，是说粟裕胸怀全局，敢想大仗，淮海战役那么大的主意就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谋”，是说粟裕打仗善于用谋略，神机妙算，这毛主席都知道，都表扬过。 至于“阴”字，王必成提高了嗓门说，他从来没见过粟裕搞阴谋害同志，谁要是见过，就站出来说说！ 他这番话，听起来是揭发，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夸粟裕，在为粟裕摆战功、做辩护。 会场里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不由得暗暗佩服王必成的胆量和智慧。 叶飞的沉默，陶勇的“念稿子”，王必成的“正话反说”，这三个人用各自不同的方式。 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艰难地守住了对老上级的情义和做人的良心。 他们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为了自保而去伤害带他们出生入死的老领导。 这件事后来在军中被传为佳话，虽然他们改变不了会议的大局面，但在那种时刻，他们的选择显得格外有分量。 会议开了很久，粟裕最终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到了军事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