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参观瞿秋白纪念馆，朋友问道：“瞿秋白相当于什么地位？”淡然一笑：“他是党内极少数见过列宁的人。”如果，宋希濂所说不假，那瞿秋白就是故意求死了。瞿秋白一生很苦，幼年失怙，中年也奔波于所谓理想，结果颇为失意，文人气很重。 瞿秋白究竟算什么地位？党内能直接见过列宁的人，本就凤毛麟角；而既写得出《饿乡纪程》，又一度站到中共中央最高位置上的，更少。 理解他，不能只看“烈士”二字，还得看那个在时代裂缝里被反复撕扯的读书人。瞿秋白最动人的地方，恰恰不是“天生伟岸”，而是他始终带着文人的敏感、清醒和脆弱去承受革命的重量。 可他越懂思想，越知道现实的粗粝；越接近权力中心，越明白革命并不只靠理想发光。早期中共本有浓重的书生气。 陈独秀、李大钊开其先声，瞿秋白承其锋芒，能译介、能组织、能鼓动，却也最容易在路线挤压中受伤。他不是那种擅长在泥泞中整队前进的强力政治家，更像一把过于锋利的手术刀，能剖开问题，却未必适合在长期搏杀里充当盾牌。 这也是他后来失意的重要缘由。被俘后的瞿秋白，之所以至今仍引人争论，就在于《多余的话》和那首绝笔诗把他的复杂暴露得太充分。 很多人总盼望烈士必须像铁板一块，临死前只能高喊口号，不能迟疑，不能自省，不能有一点佛意与空茫。可一个真正见过风暴深处的人，临刑前想到的未必只是愤怒，也可能是倦意、洞见，以及对自己半生追问的最后安顿。 国民党之所以最终杀他，也正在于劝降没有撬开他的骨头：一个愿意低头的人，蒋介石不会轻易浪费；一个不肯屈服、又有巨大象征价值的人，反而必须尽快处置。所以，瞿秋白的悲剧，不是简单的“书生误国”，也不是一句“故意求死”就能概括。 他真正的难题，是把诗人的心、译者的脑和革命者的身放在同一副躯壳里，最终谁也无法完全保全。中山公园那十几分钟演讲之后，他留下的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神像，而是一个更值得后人凝视的背影：人可以痛苦，可以矛盾，可以清醒到近乎悲凉，但在最后一步，仍知道该把脚落向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