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禹作敏把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从穷得叮当响的盐碱地打造成了“天下第一庄”，又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从村支书到阶下囚，他的人生像一场剧烈的地震，从巅峰到深渊，不过一瞬间。 禹作敏1930年生于静海大邱庄，1974年当上村支书。 那时的大邱庄穷到什么份上？ 当地有句顺口溜：“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全村三千多口人，种着四百多亩盐碱地，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两毛钱。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禹作敏敲钟集合全村，承诺三年内让大伙过上好日子，让村里二百五十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 他看准了钢铁业，找来村里懂技术的刘万民，东挪西借凑了十五万元，从天津买来淘汰的轧钢机，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三十多万。 此后一发不可收，到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十八亿元，人均收入两万六，家家住楼房，水电暖免费，村里跑着两百多辆进口轿车，最高标号是奔驰560。 但是，财富的膨胀彻底改变了禹作敏的心态。 他开始把大邱庄当作私人领地，设立私人保安队。 有老干部提醒他低调些，他冷冷回了一句：“在大邱庄，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 正部级官员来调研，不带项目来他连见都不见。 他还在全村大会上说：“凭我禹作敏的能力，可以当国家副总理，谁敢动我？” 1992年，他把大邱庄企业集团交给年仅二十五岁的小儿子禹绍政打理，领导班子全换成了禹家班底。 真正把禹作敏推向深渊的，是1992年底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暴病身亡后的一系列事件。 三亿资金说不清楚，禹作敏急了，一面给李凤政大办丧事，一面下令全面审查华大公司。 总公司会议室变成了私设的公堂，配备录像录音设备和电警棍、皮鞭。 他带着儿子禹绍政、治保会主任周克文等人，先后对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副总经理侯洪滨等十几人非法审讯关押。六十一岁的田宜正被剥光上衣，禹作敏一记耳光后，十几名打手一拥而上。 侯洪滨被关押了四十二天。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1992年12月13日。 二十六岁的危福合被怀疑有经济问题，万全公司经理刘云章等十八人轮番上阵，用电警棍、三角带鞭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晚上十点。 危福合停止呻吟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显示，他身上伤痕多达三百八十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警方介入调查后，禹作敏不仅不配合，反而窝藏资助四名案犯潜逃，组织上万群众手持棍棒、用卡车油罐车封堵路口，扣押执行公务的公安民警，与四百名武警对峙了三天三夜。 他还散布谣言说解放军要打进来，煽动村民挖深沟、拉汽油桶。 即便如此，1993年3月全国两会禹作敏照样参加，以为带领大邱庄致富的功劳能当免罪金牌，但三月下旬，之前被他安排外逃的多名涉案人员先后落网。 4月15日，禹作敏被依法刑事拘留。 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判处他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儿子禹绍政被判十年，周克文被判五年。 法庭最后陈述时，禹作敏说自己“功大于过”，要求“监外执行”。 旁听者都愣住了——都这个时候了，他想的不是认罪悔罪，而是拿过去的成绩讨价还价。 在他的认知里，功劳是可以兑换一切的特权券，但法律面前，任何个人功绩都不能成为护身符。 入狱后，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经常目光呆滞地坐着，憔悴得比实际年龄更老。 妻子探视时，他严肃叮嘱：“让孩子学法守法。” 一个把法律踩在脚下的人，失去自由后才终于明白法治的分量。 1999年10月3日凌晨，七十岁的禹作敏因心脏病突发在天河医院病逝，另有传言说是在天河医院服药自杀身亡。 因为服刑期间，尸体不能回家，亲友只能在医院吊唁，最后放宽到可以在火葬场告别，骨灰运回大邱庄，安葬在家族祖坟旁。 禹作敏倒下后，大邱庄迅速衰落。 外来投资撤走，企业管理散架，十四项福利待遇逐步取消，六百多辆轿车全部拍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钢铁企业资金链断裂，大多数工厂停产。他的五个子女都离开了大邱庄，在天津或周边安家，很少再回村里。 禹作敏的坟墓多年无人打理，杂草丛生。 当年大邱庄和华西村几乎同时崛起，禹作敏和吴仁宝都被誉为改革明星。 但吴仁宝谦虚低调，华西村至今仍在；禹作敏嚣张跋扈，大邱庄在他倒下后一蹶不振。 他对大邱庄的发展有过贡献，但他把功劳当成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最终把自己也搭了进去。 他叮嘱儿女学法守法的那个瞬间，或许是这个狂傲了一辈子的“庄主”，在生命尽头最清醒的领悟。 只可惜，这份领悟来得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