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狱中蜷缩成一团，等待出狱。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在上海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这位落魄的老人就是邵洵美，他的出身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起点，1906年邵洵美出生于上海官宦世家，祖父是晚清一品大员邵友濂，外祖父是掌控近代中国大半实业金融的盛宣怀，父亲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妥妥的豪门贵胄，16岁开福特汽车，17岁包场看电影，衣食无忧的他，没走经商或仕途路，反而一头扎进了文坛。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端庄温婉，两人门当户对才貌相当，婚礼在上海大光明舞厅举办，轰动全城，证婚人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徐志摩、郁达夫等文坛名流悉数到场。 他们的结婚照直接登上《上海画报》封面，成了上海滩最热门的话题，婚后的邵洵美，活成了所有文人羡慕的样子有钱、有才、有格局。 1928年，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后来又成立时代图书公司，还重金从德国引进先进印刷设备，建起中国首家自建印刷厂的出版社，他办书店从不爱搞文坛争斗，只专注刊发“有意思的文章”，对作品要求极致严苛，印刷厂送来的样书，只要封面颜色差一点，哪怕上千本，他也当场撕掉勒令重印。 更难得的是邵洵美的仗义，被称作“文坛孟尝君”，抽屉里永远备着现金，文人朋友缺钱了直接来拿，从不多问；张爱玲早年未成名时，曾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给了五百大洋，还笑着说“不用还，写个好故事就行”。 鼎盛时期邵洵美同时经营7种刊物，创造了每五天出版两种期刊的奇迹，林语堂、沈从文等文人都受过他的接济，他用自己的家产，撑起了半个民国文坛。 1935年，邵洵美结识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为她取了中文名，两人互生情愫，还一起创办英文杂志、翻译《金瓶梅》英文版，令人意外的是，妻子盛佩玉并未吵闹，反而与项美丽成为好友。 抗战时期邵洵美更是散尽家财，拒绝依附日寇，利用印刷设备秘密印刷抗日刊物，甚至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向国际传递中国抗战声音，用笔墨筑起抗日防线。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邵洵美理想主义的经营方式，让书店长期亏损，全靠盛佩玉变卖嫁妆和遗产维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出版事业彻底落幕，只能居家从事文学翻译，日子渐渐拮据。 1955年，邵洵美因“与外国人来往密切”被约谈，当时他和项美丽合办的英文杂志，资金全由项美丽出资，可面对询问，他却执意说“钱是我出的”，只因为在他眼里，“男人不该让女人出钱”，这份固执的体面为他埋下了祸根。 1958年，一封追讨旧债的英文信被截获，邵洵美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逮捕入狱，家里只搜出几本旧杂志，里面有张爱玲的文章和他自己的诗，这些竟成了“罪证”，法庭最终判了他十年徒刑。 监狱里的日子，是邵洵美一生最难熬的时光，每天只能喝稀粥果腹，他患上严重哮喘，一说话就喘个不停，干体力活时像台老旧的“拖拉机”。 入狱第三年邵洵美的牙开始脱落，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牙龈肿了半个月，牙齿自行脱落，他捡起来擦干净，小心翼翼藏在枕头里，第七年时枕头里已经攒了十二颗牙。 1962年邵洵美被提前释放，名义上是“表现良好”，实则是饿得皮包骨头、瘦得脱形，监狱怕他死在狱中，才不得不放人。 出狱后的邵洵美彻底跌入谷底，来接他的大儿子，只是纺织厂的普通工人，月薪只有三十二块，曾经的邵家老宅早已换了主人，他只能跟着儿子住进虹口区一间十五平米的亭子间，三代人挤在一起，儿媳只能在弄堂口摆裁缝摊糊口。 邵洵美这才知道，妻子盛佩玉早在1960年就已离世，儿子只轻描淡写说“妈妈走得很安详”，可他心里清楚，盛佩玉向来爱干净，床单一天一换，晚年无人照料，最后几年过得有多难。 第一天晚上吃饭，孙子递给他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邵洵美盯着那个缺口看了很久，满是酸楚，曾经的他用的是精致瓷器，身边是管家佣人，如今却连一口像样的碗都没有。 即便如此邵洵美依旧坚守文人风骨，出狱后第三年，有人找他翻译作品，他每天趴在小饭桌上，用一支磨秃的钢笔书写，写错一个字，就整张纸撕掉重写，孙子心疼纸，他却认真说“字错了，意思就错了”。 1966年，红卫兵上门抓“反动文人”，正在洗碗的邵洵美，平静地擦了擦手，主动说“我就是”，批斗结束后儿子背他回家，他轻声问“我重不重”，儿子说“不重”，他叹息道：“我当年背你爷爷，他也很轻”。 1968年5月5日，62岁的邵洵美在上海破旧的亭子间里，贫病交加离世，身上只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袍，身边是未完成的翻译书稿，从挥金如土的豪门公子，到漏雨亭子间里的落魄老人，他的一生是民国文人的缩影，更是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浮沉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