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那一刻，巴黎街头的女人们剃掉了"水平合作者"的头发，用口水和石头欢送那些曾与德军厮混的同胞。 可可·香奈儿站在丽兹酒店的窗子后面，一根烟点燃又熄灭，楼下的喊声隔着玻璃显得遥远。 她以纳粹情人之名被逮捕，审问后无罪释放，随即离开法国，流亡瑞士。 没有人为这件事给出完整的解释，至今没有。 修道院的黑白格纹织进了她所有的审美。 母亲死于1895年，父亲把三个女儿送进了奥巴辛修道院孤儿院，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孤儿院出来，她去穆兰做裁缝，兼职在咖啡馆唱歌。 二十三岁那年，她成了艾蒂安·巴尔桑的情妇。 巴尔桑是纺织富家子，在贡比涅附近有座庄园，养马、养名媛、养一群整日无所事事的上流客人。 香奈儿住进去了，地位尴尬，不上不下。 她不是正式女伴，不是妻子，也不是过客。 宴会上有人问她是谁，场面往往短暂地沉默一下，但她就在那种沉默里，开始替那些女人设计帽子。 她做的帽子和当时流行的款式截然不同。 彼时的帽子插满羽毛、堆满蕾丝，像一座小型园林顶在头上。 香奈儿的帽子是减法，去掉一切多余的东西，只留形状和线条。 那些女人戴着她的帽子去赛马场，报纸上有记者注意到了，写了几行，这是香奈儿第一次出现在印刷品上。 巴尔桑的朋友博伊·卡柏随后出现。 这个英国人，才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沉沦。 卡柏出钱，让她在巴黎康朋街开了第一家帽子店，1910年，生意好得出乎意料。 后来在多维尔，她用男装内衣常用的针织面料做女装，那种料子软、贴身、不勒人。 战争打起来，布料紧缺，女人们突然发现，这种衣服穿上去舒服，而且能够真正地走路、骑车、弯腰。 香奈儿的生意从此不可收拾。 卡柏和她在一起九年，从未给她一个正式名分。 1918年，卡柏迎娶了英国贵族小姐戴安娜·温德姆，婚后依然与香奈儿藕断丝连。 1919年12月，卡柏在蔚蓝海岸的公路上出了车祸，当场身亡。 香奈儿后来对友人保罗·莫朗说，"失去卡柏，我失去了一切。此后的日子，谈不上幸福。" 卡柏死后，香奈儿把所有情绪砸进工作。 1921年，调香师恩尼斯·鲍为她调制出了"5号"，一款用合成醛香做基底的现代香水，彻底打破了当时香水业"单一花香"的惯例。 那个透明的方形瓶子，据说灵感来自卡柏旅行箱里的威士忌酒瓶。 她把它命名为5号，因为那是她满意的第五款样品，也因为她偏爱5这个数字。 但生意的背面，有一笔账她算了一辈子都没算清。 1924年，她需要扩大香水业务，找到了韦特海默兄弟合作。 协议签下来，韦特海默家族拿走七成利润，香奈儿只得一成。 她从签约那天起就觉得自己被算计了，此后二十年，一直在寻找机会翻盘。 翻盘的机会在战争里出现了，但结果比她预想的更难看。 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香奈儿关掉了时装屋，住进了丽兹酒店，那里同时也住着大量德军军官。 她和德国情报官员汉斯·冯·丁克拉格开始了一段关系。 同年，她向纳粹当局递交请愿书，声称韦特海默家族的人已逃往美国，按照"雅利安化"法律，公司理应归还她。 这封信现存于档案馆，措辞清晰，逻辑冷硬。 然而韦特海默兄弟早已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了非犹太人商人菲利克斯·阿米奥，她的算盘落空了。 事情还没完，1941年，她被德国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正式登记为线人，任务是赴马德里搜集情报。 她去了，带回了什么，没有明确的文件记录。 同期，她的外甥安德烈从德军战俘营中获释。 战争末期，她参与了一个代号"模型帽"的行动，试图通过私人关系向丘吉尔传递德军高层寻求停战的信息。 朋友薇拉·隆巴尔迪在马德里英国大使馆门口，将信件上交，随即举报了香奈儿一行人是德国间谍，行动失败。 战后她被逮捕，几小时后释放，据说与丘吉尔的干预有关。 流亡瑞士八年，七十岁，她回来了。 香奈儿死于1971年1月10日，在丽兹酒店的房间里，她准备第二天出席新系列的发布会。 据说当天下午她还在工作，检查样衣。 她曾说过，"一个女人的年龄，取决于她自己。"享年八十七岁。 送别的队伍在玛德莱娜教堂门口排开，来的人里，很多穿着她设计的套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