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本是接到宋高宗的圣旨进京面圣，却没想到被当成刺客抓了起来，这是何等的冤枉。但他也才意识到，害他的不是皇上赵构，而是右丞相张邦昌。几天前，岳飞接到宋高宗的圣旨，说要与他当面商议军机大事，他快马加鞭赶到临安。刚进城，就遇到一台官轿，轿帘一掀，里面坐着当朝右丞相张邦昌。岳飞推辞不过，让张保、王横在外面等着，自己跟着进去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进去，自己就生死难料了。 而这岳飞进京面圣的圣旨是张邦昌假传的，宋高宗赵构并不知情。但为什么岳飞还是会上当？因为圣旨是正规程序下发的，宋朝的圣旨制度非常严密：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道手续缺一不可。但张邦昌身为右丞相，本身就是“中书省”的长官——他可以合法地起草圣旨，再盖上皇帝的玉玺。而玉玺，对一个丞相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赵构每天要批上百份文书，根本不可能记住每一道“召岳飞进京”的旨意。 这就最可怕的地方，你以为假传圣旨是电视剧里的桥段，但在宋朝，丞相的行政权力足以让“假圣旨”变成“程序合法”。只要皇帝不亲自过问，一道圣旨从起草到发出，可以全程不经过皇帝的脑子。张邦昌为什么非要杀岳飞？因为他代表的是“主和派”的最大利益。绍兴八年以后，宋金和议是大势所趋，张邦昌、秦桧这些人早就和金国暗通款曲。而岳飞是主战派的旗帜，只要他活着一天，和议就签不成。更关键的是，岳飞手里握着十万岳家军，这支军队只认岳飞不认朝廷。在张邦昌眼里，岳飞不是功臣，是随时可能“黄袍加身”的定时炸弹。 岳飞跟着张邦昌进了宫。张邦昌让他先在偏殿等着，说自己进去通报。岳飞一等就是几个时辰，从白天等到天黑，连个人影都没有。岳飞为什么能等这么久？因为他骨子里有一种“臣子本分”——皇上忙，我等就是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丞相会假传圣旨。他的忠诚，恰恰成了他最大的盲区。你越信任体制，体制越容易骗你。天黑透了。赵构带着妃子从御花园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岳飞上前拜见，话还没出口，周围的侍卫一拥而上，把他按在地上，当成刺客抓了起来，而不管岳飞如何申辩，赵构仍然醉眼朦胧，根本认不清面前是谁，只嘟囔了一句：“押下去，明日再审。” 岳飞被关进天牢，他不知道的是，赵构身边的妃子荷香，正是张邦昌的义女。这场“刺客”戏码，是父女俩联手导演的。 赵构迷迷糊糊地答应了：“那就……杀了吧。” 这段剧情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权力顶峰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操纵的人。赵构不是昏君，但他怕武将造反，怕金兵南下，怕自己这个皇帝当不稳。张邦昌和荷香打的正是这张“恐惧牌”。岳飞是不是刺客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赵构“觉得”他是刺客。圣旨很快传到从天牢，要将岳飞押到午门即刻斩首。 张保在暗处听到，作为岳飞的贴身护卫，也是左丞相李纲的家将，张保两条腿跑得比马还快，一口气冲到左丞相李纲的府上。 李纲听完，脸色大变，岳飞进京我根本不知道，一定是有人假传圣旨！他来不及穿官服，就被张保背着往外冲。张保这个人，历史上以“善走”闻名，日行二百里。在岳家军里，他就是“情报雷达站”。此刻，他背着一个老人，硬是在行刑前赶到了午门。 而满朝文武，没人敢不听李纲的话，他是三朝元老，是文官集团的“定海神针”。岳飞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奉旨进京、被张邦昌请进偏殿、等到天黑、被当成刺客。李纲听完，没有直接去找赵构。他做了一件更狠的事——敲催朝鼓。催朝鼓是宋朝的制度规定，丞相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击鼓召集百官上朝。这面鼓一响，不管皇帝在干什么，不管白天黑夜，所有在京官员必须立刻进宫。这是“相权”对“皇权”的最后一道制衡。 鼓声震天，一下接一下，响彻临安城。赵构正在荷香怀里睡觉，被鼓声吵醒。荷香撒娇：“陛下，别理他们，继续睡。”可鼓声根本没有停的意思。太监慌慌张张跑进来；赵构只好穿上龙袍，黑着脸走上朝堂。他看见李纲光着脚、踩着钉板、没有穿官服，跪在大殿中央。钉板是告御状的标配，你要告的冤情越大，踩的钉板越尖。李纲这个姿态，等于告诉所有人：今天这件事，你不给个交代，我就死在这里。 而为什么李纲敢跟皇帝叫板？因为宋朝的“士大夫政治”给了文官极大的话语权。皇帝可以杀一个武将，但不能随便杀一个丞相。更何况李纲是“三朝老臣”，在士林中声望极高。赵构可以不理岳飞的死活，但不能不顾李纲这条老命——杀了李纲，整个文官集团都会炸锅。 而很快经过李纲的全力申辩下，岳飞逃过了这一劫，但他没有逃过下一劫。十二年后，风波亭上，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区别只是，这次是张邦昌，下一次却是秦桧。这件事揭示了宋朝“以文制武”制度的致命缺陷：武将的生死，不取决于战功，而取决于朝堂上的派系斗争。你打得再漂亮，不如丞相的一句话管用。这种制度，注定养不出能打的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