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在河南一处刑场上，一个年仅19岁的花季少女即将被执行死刑。行刑前，她突然张大了嘴巴，众人十分不解，但只有站在一旁的武警明白，并成全了她。 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南一个很普通的农村里，有个叫任雪的女孩出生了。她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她娘身子骨弱，常年吃药。家里穷得叮当响，任雪上面两个哥哥，底下还有个弟弟，她夹在中间，打小就不受待见。村里人都说，这丫头命硬，克人。她三岁那年发高烧，烧得翻白眼，她爹愣是没舍得掏钱请大夫，硬扛了三天，人倒是活过来了，脑子却落下了点毛病，不是傻，就是反应比别人慢半拍，学东西费劲，眼神总带着点懵懵的怯意。 长到十五六岁，任雪出落得水灵了。白皮肤，大眼睛，村里那些老光棍儿看她的眼神都不对劲。可这世道怪得很，长得好看对穷人家的姑娘来说，有时候不是福气，是祸根。她爹妈没教过她怎么保护自己，学校也没上过几天，大字认不了几个。十七岁那年，镇上开砖窑的老板看上了她，说要招她去厂里帮忙做饭，一个月给八十块钱。她爹乐得嘴都合不拢，连声说好，任雪自己也没多想，就去了。 砖窑老板姓刘，四十多岁，肥头大耳，家里有老婆孩子。他把任雪安排在后院一间小屋里住，一开始还算规矩。过了不到俩月，有天晚上喝了酒，直接踹开了任雪的房门。任雪又哭又喊，可那地方偏僻，根本没人听见。事后刘老板甩给她两百块钱，说“别声张，声张了你在村里也嫁不出去”。任雪把钱攥得皱巴巴，眼泪流干了，却一个字都不敢跟家里说。她怕她爹打她，更怕村里人戳她脊梁骨。那年代农村，一个姑娘被糟蹋了，大家不骂畜生，反倒骂姑娘“不检点”。 这种事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后来刘老板干脆把她当成了自己的玩意儿。任雪怀孕过两回，都是被拉到镇上小诊所偷偷打掉的。她整个人瘦得脱了相，眼神里的怯意变成了恨意。可她一个没念过书、没见过世面的农村丫头，能怎么办？报警？派出所所长跟刘老板是拜把子兄弟。跟家里说？她爹只会觉得丢人，搞不好还得逼她嫁过去当小。任雪想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做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决定，她要杀了刘老板。 她没什么复杂的计划，就是趁刘老板又一次酒后摸进她屋子的时候，抄起灶台上的菜刀，照着他脖子狠狠砍了下去。一刀，两刀，三刀。血溅了她满脸，她没停手，直到那人彻底不动了。然后她洗干净脸，换了身衣裳，走回了村子。她没跑，甚至没处理凶器。第二天警察找上门的时候，她正蹲在院子里喂鸡，头都没抬，说了一句：“人是我杀的。” 案子判得很快。故意杀人，手段残忍，死刑。任雪没有上诉，不是因为她认罪，而是她觉得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好争的了。法庭上她几乎没说话，任凭律师怎么劝，她只是摇头。村里人传开了，有的说她疯，有的说她贱，没一个人说她可怜。 行刑那天，她被五花大绑押到刑场。深秋的风刮得人脸生疼。她跪在地上，棉裤膝盖那里磨出了两个洞。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有的嗑瓜子，有的伸长脖子，眼睛里全是冷漠和好奇。法警念完了最后的文书，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没吭声，嘴唇哆嗦了几下，然后突然，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大到腮帮子都鼓了起来。 围观的人交头接耳，不知道这丫头搞什么名堂。有人嘀咕“是不是吓傻了”，有人说“怕是要喊冤”。只有站在她侧后方那个年轻武警，顺着她的目光往地上瞥了一眼。一片枯黄的杨树叶子，被风吹着打了个旋，刚好落在她膝盖前面不到一尺的地方。武警心里咯噔一下，他忽然明白了。这姑娘不是要喊冤，不是要说话，她是想最后再亲吻一下这片土地。可她的手被反绑着，腰也弯不下去，只能拼命张大嘴，想把那片叶子够到嘴里。 武警犹豫了两秒钟。刑场纪律严明，不允许任何多余的动作。可他看着那个才十九岁的姑娘，嘴唇干裂出血丝，眼睛死死盯着那片叶子，眼泪啪嗒啪嗒砸在地上。他轻轻吸了口气，蹲下身，捏起那片叶子，递到了任雪的嘴边。任雪含住叶子，闭上了眼睛，嘴角居然微微翘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说不上来的解脱。 枪响了。 很多年以后，那个武警复员回了老家，有人问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他说：“不是递那片叶子。是那天刑场上，所有人都在看她张大嘴巴，却没有一个人想过，她为什么会站在那里。” 回过头来看任雪这一辈子，说她杀人，她确实杀了人，法律判她死刑，没什么好争辩的。可她为什么杀人？那些欺辱她的人、那些漠视她的人、那些把她当物件送来送去的人，他们的手上就没有血吗？一个十九岁的农村姑娘，连“维权”两个字都写不利索，她唯一能想到的反抗方式，就是拿起菜刀。这不是为她开脱，这是替这个社会照照镜子。我们总是习惯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可真要是把你扔进她那双破棉鞋里走一遭，你未必能比她做得更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