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提前竣工，在落成庆功宴上，周总理向总建筑师张镈敬酒，说：给你们打个五分！” 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了个会，决定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一批大工程，这就是后来大家常说的“十大建筑”。 这十个项目里，最难、最重要的就是人民大会堂。 可那时候离国庆只剩不到四百天，放在今天，光办个审批手续都不够用，要盖一座十七万多平方米的大会堂，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 更麻烦的是，设计方案改了又改，前后折腾了七轮，到国庆节前还没定下来。 一开始只说要建个能坐一万人的大礼堂，后来又要加五千人的宴会厅，再后来又加进人大常委会办公楼。 面积还只给七万平方米，设计师们怎么算都觉得不够用。 这时候，北京市规划局的年轻设计师赵冬日胆子大，直接交了个十七万多平方米的方案，比原定面积翻了一倍多。 周总理从外地赶回来连夜开会，看完方案当场拍板：“就用这个！” 方案定了，张镈走马上任当了总建筑师。 可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图纸就是一张草图，十七万平方米的内部结构几乎全是空白。 工程不能等，指挥部定了个办法：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 张镈在纸上画一笔，工地上就开始干一笔，每个小疏忽都可能是大隐患。 没过多久，彭真就派助手来找张镈，说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大约三千五百人，开会时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一层，每个座位都要配桌子。 张镈打开图纸一看，大礼堂是圆形的，按每个座位至少占零点九平方米算，一层最多只能坐两千七百五十人，离三千五还差得远。 他去找赵冬日商量改形状，赵冬日却告诉他圆形是周总理定下来的，轻易不能动。 张镈硬着头皮往下做，勉强弄了个“三层挑台四层座位”的方案，第四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三十度，非常危险。 眼看大礼堂就要施工到这一步了，张镈急得团团转。 这时候，工地上挖土挖出了一条古河道。 经过考证，那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 为了防沉降，工程不得不暂时停下来。 施工停了，张镈反倒松了口气，利用这几天时间重新改了大礼堂的座位布置。 大礼堂吊顶也是个难题。跨度七十六米，纵深六十米，高达三十二米，这么大的空间里不能有一根柱子，要保证每个方向都能看清主席台。 有人提出来，层高太高显得人太渺小，可挑台太低又让人觉得压抑。 周总理听完汇报，念了一句王勃的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设计师们一下子明白了，把顶棚做成大穹隆形，墙和顶的交界处做成圆角，抬头一看，天顶浑然一体，繁星点点，谁也不会觉得生硬和压抑。 宴会厅那边也出了麻烦，顶棚怎么设计？年轻的常沙娜带着敦煌藻井的灵感做了方案，张镈看过之后告诉她：不能光设计图案，照明和通风都得塞进去。 外围的光源连不上，张镈又提醒她把点光源引出来连成串。 改完之后一看，又实用又好看。 就这么一天天抢工期，大会堂终于赶在国庆前立了起来。 庆功宴那天，张镈端着酒杯听到周总理说“给你们打五分”，心里百感交集。 这个五分到底是满分还是扣了一半？张镈晚年写回忆录时才道出其中原委：周总理说的五分，既不是满分也不是不及格。 在当时的评价体系里，满分是三分。周总理给了五分，是超出了满分两分的超额褒奖。 张镈在书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切都不能不归功于总理，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 他比谁都清楚，那个五分不是评给他一个人的，而是给那支在短短三百多天里创造奇迹的建设大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