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南大学学生王明健在毕业前一天，突然被两名没有任何军衔与职务的神秘军人带走，在军人的看管之下，王明健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之后他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整整销声匿迹了30年。 1956年盛夏，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的校园里弥漫着毕业季的喧闹。 学生们三三两两打包行李，讨论着分配去向。 矿冶专业的尖子生王明健也不例外，这个从湖北南漳县走出来的年轻人，四年苦读即将画上句号，家里父母还在等着他回去报喜。 可毕业前一天的傍晚，两个穿军装的人突然来接他，其中一人开口说，组织上要派他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从现在起，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连父母也不行。 王明健当时心里犯了嘀咕：我犯事了？这到底是让我干什么去？ 签完协议当晚，王明健就被带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学校那边只给家里传了个信，说王明健因特殊原因离开了学校。 他的父母捧着那封简短的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始终弄不明白儿子为什么突然没了踪影。 村里人的闲话开始传，有说他在外面犯了事，有说他得罪了什么人。 只有他爸妈心里清楚，自家孩子不是那种人，可到底是什么事，谁也给不出个说法。 到了北京，王明健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了长沙区309队，一个专搞原子能研究的地方。 那会儿中苏两国刚签了《原子能协议》，苏联专家陆续来到中国，负责原子能相关的基础工作。 王明健白天跟着苏联专家学核工业知识，晚上翻资料啃理论，一门心思扎了进去。 他要学的东西是给国家造原子弹，没有退路。 两年后，1958年7月，王明健突然接到二机部的秘密会议通知。 会上，国防部部长宋任穷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要提前爆炸，不依靠苏联。 而第一颗原子弹能不能提前炸响，当务之急就是原料问题。 那时候整个核工业体系才刚起步，没有正规的铀矿，也没有处理铀矿石的工厂。 上级要求王明健半年内建起一个炼铀厂，拿出合格的铀来。 他在广东韶关翁源县下庄的山沟里扎下了根，担任309队11分队水冶厂的厂长兼技术负责人，这是全国第一家自主创办的炼铀厂。 可是手里什么都没有。没有正规设备，没有现成图纸，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 王明健带着几个人在山沟里搭起简易工棚，自己动手搞出了一套工艺流程。 先把铀矿石破碎成黄豆大小，堆在大瓮里，用稀硫酸反复浸泡，再用氨水中和提取。 这套被他称作“简易炼铀法”的办法，后来被人们叫做“土法炼铀”。 半年后，王明健交出了71.3吨重铀酸铵。 这些原料最终被制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需的二氧化铀。 任务完成了，可王明健并没有离开。 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下庄要筹办更大的铀水冶厂，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回北京的机会，他摆摆手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三十多年。 这三十年里，王明健只靠着每年寥寥几封报平安的家书和家里保持联系。 信上只有简短的几行字，说自己在外一切安好，不必挂念。 父母在田里从壮年干到满头白发，奶奶去世他没能在跟前送终，这些事他从来没跟人提过。 一起工作过的战友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他档案上写的什么、到底叫什么都跟谜一样。 唯一知道他底细的那几个人，嘴比铁还严。 那些年还出过大事。1959年，在一处废弃工厂做纯金属铀提炼试验时，王明健连续经历了两次剧烈爆炸，全身多处烧伤，差点把命搭进去。 但他伤好之后没退一步，继续做试验，最终炼出了1公斤纯金属铀，这批样品后来被送到了北京博物馆展出。 直到1980年代中期，保密任务解密，王明健才终于能回到老家。 推开家门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两鬓斑白的老人了。 盼了他三十年的父母，眼泪把衣襟都湿透了。 退休后的王明健在韶关一个不起眼的老旧小区里过着普通日子，和当年钱三强、宋任穷这些核工业元勋一起奋斗过的老人，就住在那样的地方，谁也不知道隔壁住着谁。 2014年，原子弹爆炸50周年，国家“两弹一星”办公室找到他，问还有什么要求。 王明健摆了摆手说：“我没有任何要求，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无上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