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一天，18岁的山田喜美子站在53岁的张大千面前，脱下所有衣服，涨红着脸说：“先生，拜托了！” 1951年秋天，张大千时隔十七年再度踏上日本土地，主要是为了会友、采购画材和裱画。 那家名叫“喜屋”的画具店，是东京颇有名气的老字号，专门经营各类画材画具。 张大千画用量大，又是整批整批地买，很快就成了店里最大的主顾。 松下店主夫妇为了招待好这位大客户，特意在二楼布置了画室，还雇了两位年轻小姐来照料起居，其中一位就是山田喜美子，另一位姓伊东。 喜美子聪明伶俐，会说一些简单的中国话，没过多久就赢得了张大千的信任和依赖。 后来伊东辞了职，就只剩下喜美子一人前后张罗了。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张大千对这位青春靓丽的日本姑娘越来越心动。 有一次，他直截了当地问喜美子：“山田小姐，请你做我的模特好不好？”喜美子虽然害羞得从脸红到了耳根，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她特意回屋梳洗了一番，然后站到了画室的中央，按照张大千要求的姿势坐下，红着脸轻轻褪去外衣，一件又一件，直到身上再没有遮挡，轻声说了那句“先生，拜托了”。 张大千盯着眼前这具青春的身体，灵感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涌出来，他顾不得说话，飞快地挥笔创作，等他画完，天色已经黑透了。 从那以后，喜美子隔三差五就到画室里宽衣解带，尽职尽责地当好模特。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又彼此爱慕，感情的发展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没多久两人就陷入了热恋，整日形影不离。 但这段二人世界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张大千的四夫人徐雯波也要来日本了。 喜美子得知消息后吓得不行，揪着衣角紧张兮兮地问张大千：“夫人来了，她会介意吗？” 张大千哈哈大笑，把她揽进怀里说：“放心吧，我会跟雯波说的，她不会的。” 徐雯波到了日本之后，果然没有闹，不仅没有兴师问罪，反而和喜美子相处得很融洽，三个人还经常一起外出游玩。 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后来张大千和徐雯波定居巴西，喜美子没有跟去。 分离那天，喜美子泪如雨下，张大千抚着她的长发安慰道：“请别伤心，我们的灵魂永远在一起。” 两个人还立下了“一周一信”的约定，此后十多年，无论张大千身在何处——香港、巴黎、纽约、伦敦、罗马、圣保罗，他都不忘给东京的喜美子写信。 前前后后，他一共写了79封信，喜美子每一封都小心翼翼珍藏起来。 张大千在信里给她取了中国名字“喜媺子”，开头也从最初的“山田喜美子小姐”，渐渐变成“喜美子”，最后干脆写成“爱的喜媺”。 60年代中期，张大千眼疾越来越重，长途旅行已经力不从心。 意识到与喜美子恐怕难以重逢，他在一封信里写了诀别的话：“致负汝青春，抱歉万分。谨盼早日择主而事，幸福无量，爰心中稍安也。”此后，他再也没有给喜美子写过信。 喜美子终身未嫁，她走过张大千去过的每一个地方，似乎处处都有张大千的影子。 1967年，她给张大千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寥寥几句：“大千先生：好久不见了，您好么？近来怎么样？我等了您，可是没有什么消息。” 这封信，后来成了她写给他的唯一一封存世的书信。 2014年，82岁的山田喜美子在东京去世，她生前将张大千写给她的79封信悉数珍藏，去世后这批书信在拍卖场上被拍出两千多万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