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臭名昭著特务的他，41岁逃亡台湾，晚年竟在街头大声称赞共产党，令人难以置信！ 1992年初夏，上海成都路的咖啡摊前，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忽然对路人说：“共产党厉害，人民政府有本事。”声音不大，却足够让旁边的报贩停下了手里的零钱找补。 议论声很快传开：这人来头不小，叫毛森，当年军统在上海的风头人物，解放前夜坐机逃往台湾。说他手上沾了多少血，老辈码头工还能倒背出几条人命。 时间拨回到1932年。那年浙江警官学校新学期报到，毛森二十四岁，家境一般，却有股狠劲。戴笠派人来挑苗子，只盯两样：动作利索、眼神不躲。毛森被相中，连夜送往南京受训。 军统的训练并不神秘：射击、跟踪、讯问，再加上一条绝对服从。教官的话很直接——“活捉最好，死的也行，关键别让任务溜掉”。听得出，这套逻辑和法律、道德没多少关系。 抗战爆发后，情报员最吃香。毛森先在杭州站跑腿，从敲门递条的小差一步步熬到站长。1944年，军服肩章换成少将，原因只有一句：抓得多，嘴严。 日本投降后，上海成了特务乐园。汪伪76号的地盘要人接收，军统内斗厉害，毛森自告奋勇。短短几个月，他把原来汪伪的密档、刑具、甚至审讯房原封不动留了下来，只换了块牌子。 从1946到1949，上海地下党与军统斗智斗勇。根据《上海市公安志》统计，光是1948年春到年底，因政治原因被捕者逾两千，死于狱中的确认三百余人；其中不少案件，都能查到毛森批条子的签名。 李白、秦鸿钧等人被捕的那几天，法租界的新闻纸满篇都是进军大别山的消息，无人注意后台的地下刑房。一天深夜，有下属冲进来禀报：“人审完了，招不出口。”毛森只回了仨字：“电到断。” 有意思的是，他对自己干的事并不觉得残忍。一次酒席上，他拍着胸口说：“我杀的都是敌人。”席间没几个人敢抬头，但背后都明白，风向要变了。 1949年5月，解放军逼近吴淞口。蒋介石下令“能带走的档案全带”，毛森把能卷走的卷宗装满三只飞机箱。六月初，他随最后一班专机抵台，彼时四十一岁。 在台初期，他进了情报系统改组的新班子。蒋经国看重他的老上海路数，让他主抓沿海渗透。报酬不薄，却也提心吊胆：一次失手，就会像旧帐一样被翻出来。 1956年之后，岛内政治风声紧，军统旧人互相提防。毛森自觉前景黯淡，借出差名义先去了琉球，再绕泰国，最终落脚美国西海岸。靠几笔积蓄和炒房，他的暮年过得不算寒酸。 随年龄增长，故乡成了梦里常客。两岸气氛缓和后，他递交探亲申请。1992年春，许可批下，八十四岁的他踏上回程，沪杭线上的车窗外，油菜花一片黄。 回到浙江江山老家，他拿出十万元捐给镇中学，说是“给孩子买几本好书”。村干部鼓掌，街坊也好奇：这真是当年那个要命不要脸的活阎王？ 亲戚饭桌上有人忍不住发问：“你当年那套，现在想想，后悔吗？”他夹着一块咸肉，半晌才回话：“打仗嘛，各为其主。”语气里听不出忏悔，倒像在叹气。 历史资料摆在那里，谁也改不了。毛森或许能在家乡笑谈“共产党了不起”，却抹不去几十年前那些档案里的血迹。受难者家属要的从来不是一声夸赞，而是一个交代。 战争年代逼人作恶，也给人留过选择。把一切推给“命令”并不能让责任烟消云散。档案解封、口述补遗、学术考证，都是还原真相的钥匙，缺一不可。 故事没有完美句点，留下的是一串待核的数字、一摞泛黄的档案，以及街头那句忽然冒出的感叹。历史评判在继续，人们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