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科学无国界，艺术按理说，其实也无国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局长杜勒斯，曾发表过一段杀人诛心的演讲。“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让文学、电影这些东西，都来表现，来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他们当中那些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手段，往民众意识中灌输各种崇拜，包括性、暴力、背叛等，包括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 科学跨越国界是公认的道理，艺术本来也该自由交流，可在某些时候，它被当作工具，用来影响人们的想法和习惯。 杜勒斯那段话就是在1945年一次会议上讲的，针对的就是通过文学、戏剧和电影这些形式，逐步改变社会观念。他强调要扶持一批创作者，让他们的作品突出对低俗情感的渲染，把性、暴力、背叛这些东西包装成值得推崇的内容，通过日常观看和阅读慢慢渗入大众思维。 这种思路不是空谈，早有实际例子对应。1951年左右，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流传过一套代号《十条诫令》的机密文件，内容和杜勒斯的话前后呼应。 第一条就说尽量用物质引诱败坏青年，制造他们对色情的兴趣，毁掉刻苦耐劳的精神；第二条提到做好文化传播，包括电影、电视、书籍等；第三条是制造无事之事，在人民之间挑起新仇旧恨，让大家公开讨论。这些条目指向的就是通过文化产品和日常引导，动摇一个社会的根基。 放到历史里看，这种针对文化的做法在有硝烟的战争中也出现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就多次锁定教育机构下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南开大学成了重点目标，教学楼、图书馆和宿舍被炮火和飞机炸毁，大量图书资料化为灰烬，校园变成废墟。日方当时公开把南开当作抗日据点，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打击民族的精神支柱。 1940年前后，昆明也遭遇类似情况，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宿舍、实验楼、图书馆多次中弹，人员有伤亡，教学秩序受严重影响。日本人明白，摧毁学校就是削弱一个民族长远的抵抗能力。 到了和平年代，这类手段转得更隐蔽。杜勒斯和《十条诫令》里提到的文化路径，如今通过电影、文学等渠道继续发挥作用。 很多引进的国外大片里，暴力场面和低俗情节占了很大比重，年轻人从小看这些，价值观容易受影响。家长们有时会发现，孩子对某些西方生活方式产生趋同，却对本民族的历史了解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