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汤恩伯撤离大陆时丢下原配马阿谦，无依无靠的她只能求助新政府，开口提出的要求让接待人员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说起汤恩伯，稍微熟悉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蒋介石手底下最能打的几个将领之一，抗战时期在台儿庄、豫南会战中立过不少战功，日本人管他叫“汤猛子”。可就是这么个在外面威风八面的人物，对结发妻子干的那些事，说出来真叫人心寒。 马阿谦是浙江武义人，比汤恩伯大三岁。汤恩伯早年在家乡武义县立小学读书时，两家就认识了。那年头乡下人讲究“女大三，抱金砖”，加上马家在当地也算殷实人家，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下来了。马阿谦嫁给汤恩伯的时候，汤恩伯还只是个穷学生，连去日本留学的路费都凑不齐。马阿谦把自己嫁妆里的首饰全当了，又回娘家借了一笔钱，硬是把丈夫送上了去东京的轮船。 汤恩伯在日本学了四年军事，回国后在国民党军队里一路高升。马阿谦本以为苦日子熬到头了，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丈夫的变心。汤恩伯在上海认识了杭州女子王锦白，这姑娘长得好看，还会说几句洋文，带出去应酬有面子。汤恩伯一狠心，把马阿谦从家里赶了出去，连儿子都没让她带走。马阿谦回到浙江乡下，靠给人洗衣裳、纳鞋底过日子，偶尔托人捎口信给汤恩伯，想见见孩子，得到的答复永远只有四个字：不便见面。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汤恩伯带着王锦白和几个孩子上了飞机，把远在老家的马阿谦忘得一干二净。其实不是忘，是压根没想起来有这么个人。马阿谦在乡下听到消息，急得团团转，她知道汤恩伯这一走，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思来想去，她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去找新政府帮忙。 接待她的是武义县军管会的一个年轻干部，姓陈，三十出头，北方人，说话嗓门大但心眼好。马阿谦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褂子，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一二十岁。她站在办公室门口，半天不敢进去，最后还是陈干部主动走出来问她找谁。 “同志，我想求你们帮个忙。”马阿谦声音很小，低着头，两只手绞在一起。 “大娘您说，什么事？” 马阿谦张了张嘴，眼泪先掉下来了。她断断续续地说自己是汤恩伯的结发妻子，汤恩伯跑到台湾去了，可她不是国民党，她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能不能给她开个证明，证明她不是坏人，让她也能去台湾找儿子。 陈干部听完这话，心里头一阵发酸。眼前这个可怜巴巴的老太太，跟那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国民党将领，居然是夫妻。更让人难受的是，汤恩伯在国民党内部也混不下去了。去台湾后他跟陈诚闹翻了，被撤了职，日子过得并不好。1954年他去日本治病，死在了东京的医院里，身边连个送终的亲人都没有。临死前他念叨过一句话，据说说的是“我对不起阿谦”，可这话传到马阿谦耳朵里，已经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了。 马阿谦后来怎么样了？史料里记载不多。有说法是她最终没能去成台湾，有关部门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在县城的一家缝纫社当工人，每月能领几十斤粮食的工资，勉强够活。至于儿子，她再也没有见过。 我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心里堵得慌。马阿谦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嫁了个人，被抛弃了，老了想找自己的儿子。可就是因为嫁错了人，她连这点卑微的愿望都实现不了。汤恩伯在外头呼风唤雨的时候，她在乡下喝稀粥。汤恩伯死了，她还得替他背这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 有人说，马阿谦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的可怜人。这话没错，可我觉得，她更是被一个薄情寡义的男人毁掉了一辈子。那个年代的女性，命运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丈夫飞黄腾达了，她不一定跟着享福；丈夫倒了霉，她却要跟着一起受罪。马阿谦在办公室里低着头掉眼泪的时候，她想的恐怕不是政治，不是立场，就是想见儿子一面。 这段往事讲完了，可马阿谦最后那个眼神，让人忘不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