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主要信源：（凤凰网——历史迷案真相：原来是他杀害了小萝卜头儿） 1949年深秋，山城重庆笼罩在一片压抑气氛中。 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溃退前下令对关押在歌乐山集中营的政治犯进行大规模处决。 白公馆作为重要看守所，原本关押着数十名地下党员，经过连日屠杀，只剩下十九人尚在牢中。 此时，负责看守的是一名叫做杨钦典的普通警卫。 杨钦典出身贫苦农家，早年为了糊口加入国民党军队，从大头兵做起，后来被调到军统系统，派往白公馆担任看守。 起初他以为得到重用，做事卖力，盼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看清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实，没有背景和钱财打点，晋升根本无望。 加上战场上国军节节败退，重庆物价飞涨，发放的薪水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杨钦典内心开始产生动摇，更让他困惑的是他所看守的这些“政治犯”。 这些人中不少家境优渥，本可过着舒适生活，却甘愿在此受苦。 通过日常接触，杨钦典了解到他们是为了让穷人都有饭吃而斗争，这让他内心受到触动。 联想到这些人在审讯中展现的坚贞品格，他开始反思自己站在哪一边才是正确的，究竟哪一方代表光明，哪一方代表黑暗。 当年四月，蒋介石下令处决一批在押人员，命令经毛人凤层层下达，最终落到杨钦典手上。 名单中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杨钦典曾与这家人有过接触。 对这家人的小儿子，年仅九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印象尤深。 这个孩子从没见识过外面世界，如今却要被处决。 杨钦典内心充满挣扎，但军统严格控制执行任务人员的家属，若有异动便会牵连家人。 在松林坡刑场上，当杨钦典颤抖着伸手掐住孩子脖子时，孩子奋力挣扎哭喊。 杨钦典最终松了手，但旁边的特务立即用刺刀刺穿了孩子的脊背。 这件事成为杨钦典心中难以磨灭的阴影，屠杀任务结束后。 杨钦典没有感到轻松，反而被沉重的罪恶感笼罩。 他通过报纸和传闻了解到共产党军队正在节节胜利，新中国已经宣告成立。 他开始担忧自己的未来，像他这样没有靠山的小人物，很可能在政权更迭后成为牺牲品。 而这些情绪变化，都被牢中的罗广斌等地下党员敏锐地察觉到了。 罗广斌等人抓住杨钦典值班的机会，主动与他交谈，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政策。 分析国民党的腐败必然导致失败，同时宣传解放军的宽大政策。 这些谈话进一步动摇了杨钦典原本就已不稳的立场。 他注意到这些被关押者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这与国民党内部的涣散形成鲜明对比，十月份，眼见形势日益紧迫。 罗广斌找到杨钦典进行了一次关键谈话，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大势已去。 新中国已经成立，继续为国民党卖命没有前途，他劝说杨钦典为自己留条后路，只要戴罪立功。 共产党方面不会追究过往，甚至可以为他提供出路。 这番话击中了杨钦典内心最深的忧虑，他既害怕为国民党殉葬，又担心共产党执政后追究他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等行为。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他最终表示需要时间考虑。 十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前，决定对歌乐山集中营进行最后清洗。 屠杀从白天持续到夜晚，当轮到杨钦典值班时，白公馆内还有十九人未被处决。 此时的杨钦典在监狱中来回踱步，内心进行着激烈交锋，罗广斌等人不断催促他早作决定。 直到最后一刻，杨钦典走到罗广斌的牢房前，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如何保证他未来的安全？ 罗广斌给出了明确承诺：只要杨钦典打开牢门，他们十九人将共同为他作证。 证明他关键时刻的立功表现，确保他不被追究，甚至可能获得工作安排。 这番话打消了杨钦典最后的顾虑，他拿出钥匙，打开了牢门。 十九名地下党员重获自由后，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几天后，重庆解放。 杨钦典主动向新政府坦白了自己的经历，罗广斌等人也兑现承诺，联名为他出具证明，证实他在关键时刻的立功表现。 经过审查，政府确认杨钦典功大于过，不仅没有追究其历史问题，还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1966年，特殊时期来临，当年被杨钦典救出的十九人全部受到审查。 有关方面要求杨钦典提供对他们不利的证词，但杨钦典坚守良知，拒绝编造虚假指控。 他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的历史问题被重新翻出，尽管有立功表现，他仍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1982年，当年被救人员及其家属联名向法院说明情况，证明杨钦典当年的立功行为，他才得以平反出狱。 此时的杨钦典已步入晚年，妻子在他服刑期间离世，子女也受到牵连，生活困顿。 他的一生经历了从执行者到动摇者，从戴罪者到立功者，又从受肯定者到受审查者的复杂转变，最终在平淡中走完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