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武汉市政府根据群众举报，对武昌花园山一带展开发掘。从后山挖出的婴儿骸骨，足足装满了五口大棺材。这些白骨来自一个叫"花园山育婴堂"的地方——天主教武昌教区开办的慈善机构。23年间，它收了数万名婴儿，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婴堂，变成了杀婴堂。花园山，变成了婴儿的白骨山。 武昌的育婴堂本来不是洋人的东西。 最早是清朝雍正九年（1731年），武昌当地乡绅捐钱建的，专门收养弃婴和残婴，地址在汉阳门。后来搬了家，靠着本地商人的持续捐助，运转了一百多年，每年能养100到200个孩子，口碑很好。 但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战乱加上清政府腐败，育婴堂断了钱粮，撑不下去了。 洋人嗅到了机会。1880年，天主教传教士以传教和育婴为名，勾结官府偷改地契，一步步把育婴堂的房产搞到了手里。到了1928年，美国天主教主教艾原道在花园山正式创办了"花园山育婴堂"，由美籍德裔修女何德美负责日常管理。 这地方大门常年紧闭，只在右侧墙上开了一个小洞口，专门收婴儿。送来的人会收到一张收条，上面白纸黑字：收到婴儿，以后不准领取，不准看望，生死存亡不准过问。 冲着"慈善"二字送来的孩子，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些婴儿进去之后是怎么过的？ 据后来调查组的记录：婴儿被集中塞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每天只喂剩下的米汤和菜羹。没有人定时给婴儿洗澡、换尿布。夏天蚊虫叮咬，冬天老鼠啃食。修女们的标准只有一条——保证不死就行。 死了的呢？装进箩筐，拉到花园山山脚一侧掩埋。地表不留任何痕迹，连个土包都没有。 活下来的极少数，等到8到10岁，先被安排做苦工，灵巧的留给神父当差使，剩下的以每人三五十枚银元的价格卖掉。 据《武汉市志·民政志》记载，该堂残存的教会资料《方济各会士在中国》杂志显示：1927年到1938年的11年间，育婴堂共收婴7813名，幸存130名，死亡率高达98.3%。更具体地说——1927到1929年收881名，活了15个；1930到1932年收1984名，活了25个；1933到1935年收2249名，活了25个。 另据主教徐赉德寄往梵蒂冈教皇的报告：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4年内共收婴757名，死亡718名。 23年间，死于花园山育婴堂的中国婴儿数以万计。 1950年，新政府来了。为了逃避审查，主教郭时济连夜焚烧育婴堂的账目、档案和资料。但纸包不住火——群众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进政府和报社。 1951年3月，由武汉市民政局、卫生局、公安局、妇联、红十字会等联合组成调查组进驻育婴堂。6月4日正式接收。 接收时，堂里还活着35名男婴、48名女婴。调查组看到的景象是：每一个孩子都骨瘦嶙峋、头发枯黄、脸色苍白、满身疮疥溃疡。大一点的女孩被折磨得或头癞、或眼瞎、或痴呆。经医疗队体检：患皮肤病的婴儿占65.5%，体重不足的占77%。无一身体健康。 其中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刘四毛，接收时骨瘦如柴，满脸皱纹，生命垂危，体重只剩3.3磅。经过政府的医治和营养补给，两周后体重增到9.5磅，发育渐趋正常。1953年，刘四毛被一对革命夫妇领养，长大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花园山不是个案。 同一时期，上海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被发掘出数万具婴儿白骨——1936到1949年共收4万多名婴儿，存活197人。广州淘金路的圣婴育婴院，1950到1951年一年间收容2216名婴儿，死亡2168名。福州仁慈堂后山挖出上千具婴孩骷髅，被称为"万童坑"。芜湖圣母院育婴所夹道内挖出200多具婴儿尸骨。 这不是某个人的罪行，这是一个系统。 1951年5月26日，近9万名武汉市民参加了控诉花园山育婴堂罪行的大会。1953年8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主教郭时济有期徒刑5年，判决生效后将所有美籍神父和修女驱逐出境。创始人艾原道之墓被迁出武汉蛇山。 同年，武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花园山为那些死去的婴儿修墓立碑。万婴墓以塔的形式建成，塔下葬着那五口装满婴儿骸骨的棺材。碑文这样写—— "这里埋葬的是被帝国主义分子所虐杀的一堆中国婴儿的骸骨。我们特建这个墓碑，让牺牲的婴儿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让我们中国人民永远不忘帝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育婴堂旧址后来改建为武汉市儿童福利院。院子里的儿童雕塑和万婴墓隔墙相望——一边是新生，一边是白骨。 他们管那扇墙上的洞叫"慈善"。婴儿从洞口递进去，白骨从后山埋出来。23年，数万条命。如今花园山上草木依旧青绿，碑文刻在石头上，永远不许遗忘。有些历史不需要渲染，数字本身就是控诉。 【主要信源】 《武汉市志·民政志》，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引用育婴堂残存资料《方济各会士在中国》杂志及梵蒂冈教皇报告原始数据） 《武昌各界控诉花园山天主堂育婴堂美帝国主义分子残害中国婴儿罪行大会告全国同胞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