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以降，直至近代，“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不断修正完善、越来越成熟，科举的题目从诗词到策论，最终归于“八股文”的格式化表达，主要目的：一是方便比较，二是防止作弊，从而真正为有“经（世）济（民）之才”的普通读书人，打开了进入庙堂的“普遍竞争”通道。与此同时，“文官制度”基本上在“三省六部”的架构上修补完善，最后废了“丞相”的名号，设置“内阁”或“军机”，但实际上的“中书令”职能多数时候还在那里，并无实质变化（事实上，最后一任名实相符的“中书令”便是“配合”了四朝十帝，左右弥缝、终得善终的神人——冯道），到了明清，各级官僚一口一个这“相”、那“中堂”，其实只是阐述事实，都不算“言语贿赂”。 真正的厉害在于——所有制度设计，从中央到地方，文官制度（甚至在不同时代，还要结合军事贵族制度、内（宦）官制度等）越来越复杂，中央“阁揆”与“副相”之间，地方“督”“抚”之间以及军政与民政、司法之间，层层监督制约、交相掣肘，以致到李鸿章时代“不论是当了十年宰相，还是在地方上封疆千里，只要皇帝的一纸诏书就可以接触他们的官职，被司法部门的小官押着”（出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白话文转述）。这个构架的建立，既是维护“皇权”，更是维护“朝廷”这个庞大机器的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