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她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其实梅艳芳的病是完全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却让她放弃了治疗”。 周启明后来说，那是他行医生涯里睡不着觉次数最多的一个案子。 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恰恰相反——是因为办法摆在那里，清清楚楚，伸手就能够到，却眼睁睁看着人把它推开了。 2002年底，梅艳芳确诊宫颈癌，中期偏早。香港玛丽医院的数据不会说谎：同类病例，积极手术加化疗，五年存活率稳稳压在72%以上。 周启明给她量身订了方案，拍胸脯说，最多一年，你还是那个梅艳芳，舞台一个都不用少。 这个胜率，在癌症里头，已经算是老天开眼了。 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她怕的，是另一种死法。 切除子宫这四个字，对很多人来说是手术，对梅艳芳来说是判决。她打小家里穷，从荔园歌厅唱起，二十年才唱成了香港的"大姐大"。 可那些年，她心里头藏得最深的，不是什么奖杯和掌声，是她姐姐梅爱芳那种有儿有女、围着灶台转的普通日子。 她想当妈。她想有个完整的家。 如果连这个可能性都没了，那这副身体，就算活着，她也觉得是残的。这道坎，比死还难迈。 你可以说她想岔了，可这就是她的逻辑，铁板钉钉，没有缝隙。 与此同时，外头的世界也在逼她往死路走。确诊之后，家门口的记者天天守着，长枪短炮，把她看病这件事变成了一场突围战。 她不是不想治，她是不想以那副狼狈的样子，被人一帧一帧地记下来。 2003年4月，张国荣走了。 这一刀，捅得太深。她和哥哥是老友，那种"这江湖里还有人陪我"的感觉，随着那个愚人节的下午，彻底碎了。从那之后，她对生死的态度，松了，或者说，她已经不再那么怕死了。 真正把她最后那点治疗意志也燃光的，是那场告别演唱会。 她去跟医生谈判——用"谈判"这个词，一点不夸张。她说，给我几个月，让我把这场演出做完，做完我就回来，你把我关起来治都行。 医生劝到嗓子冒烟，她就是不松口，最后双方几乎是白纸黑字签了个"承诺"：唱完，必须进病房。 2003年底，8场告别演唱会，场场爆满。 台上的她，婚纱一套比一套美，声音还是那个味道，底下几万人哭得稀里哗啦，觉得这就是梅艳芳，永远的梅艳芳。 没人知道，每场灯一灭，她是靠大剂量止痛药撑着走回后台的。脊背上的冷汗，疼到说不出话，只能倚在旁边的人身上，像一张揉皱了的纸。肚子里那种钻心的疼，她吞回去，一声不吭。 第五场的时候，癌细胞已经开始大面积转移，医生急得要冲上台把她架走。她没动。最后两场，走几步都要喘气，她还是站在那个台口，把每一个音符都送出去了。 她在台上穿着婚纱，说这辈子没能把自己嫁出去，是个遗憾。底下的人都在哭。 可她不知道，或者她知道——那一刻，她早就把自己嫁给了那方舞台，嫁得彻彻底底，一分不留。 演出结束45天后，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在医院走了，40岁。 癌细胞已经烧进了肺和肝，周启明那套原本可行的方案，在这个阶段全部失效。手术窗口早就关上了，关得悄无声息，就在那八场演出的聚光灯下。 同一时期，香港还有另一位艺人，病情甚至比梅艳芳还重了一点点，老老实实做了手术，配合治疗，2008年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不是没有先例，是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你能说她错吗？ 从医学角度，那真是用命换了一场谢幕，冤枉得很。可从她自己的逻辑来看，她从没打算被疾病拿捏着活——可以死，但不能死得没样子，不能在聚光灯外头，以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跟这个世界和解。 她是礼貌地向生命借了最后几个月，然后心甘情愿，付清了那笔利息。 只是这利息，代价实在太大。 周启明说，明明还有活头，非把命喂了一次告别。他既佩服她，又心疼她。 这话，大概是这件事最诚实的注脚了。 信息源：《曝梅艳芳死亡的真正原因 揭秘梅艳芳去世前最后一句话》闽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