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拜登最大的区别在于，拜登是一个坚定的反华政客，言行不一致，嘴上说一套，背后做另一套，而特朗普虽然也反华，但他毕竟是个商人，注重利益优先，贸易战和科技战能赢就打，打不赢就妥协，还喜欢别人给他捧场。 特朗普处理对华事务时注重商业利益计算。他在2018年3月宣布对数百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声称要覆盖广泛品类。中国随后实施反制措施，导致美国农业和能源企业出现亏损情况。他听取相关企业报告后，逐步放缓部分关税加征计划。2020年1月双方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同意扩大采购美国大豆和天然气等产品，他公开表示这份协议带来重大收获。 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2019年5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限制美国企业供货。但美国高通和英特尔等公司因失去中国市场导致营收和股价下滑，他随后批准部分出口许可，允许非核心产品继续供应。这种调整体现出对美国企业利益的考虑。 拜登的反华政策则体现出政客的长期战略思维。他上台后修复与欧洲、日本和韩国等盟友的关系，这些盟友在特朗普时期因关税和驻军费用要求而出现紧张。拜登通过峰会等方式推动盟友协同行动，形成联合应对框架。 拜登政府2022年8月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巨额资金支持美国本土芯片制造，同时限制获得补贴的企业在未来十年内扩大对华先进制程投资。该措施旨在从供应链源头控制技术流动。 拜登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国脱钩并希望维持沟通渠道，但实际政策持续升级对华科技管制，限制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并推动盟友在供应链上减少与中国联系。 拜登政府还与荷兰和日本协调，限制高端光刻机以及半导体关键材料向中国出口，这种精准针对中国产业薄弱环节的做法形成了系统性压力。 拜登推动的行动不仅限于科技贸易，还涉及军事外交领域，包括在台海和南海周边组织联合演习以及建立相关磋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