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敦煌临摹对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返回四川后举办了相关展览，推广了敦煌艺术的知名度。部分没有带走的临摹作品后来由家人按照他的嘱咐交给四川博物院保存。2019年春天成都四川博物院举办的特展中展出了183幅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跨越七十年向观众展示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张大千的临摹不只是简单复制，而是保存了壁画的色彩和构图特征，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考。 1949年12月张大千在成都面临撤离的选择。他依靠与国民党高官张群的交往获得了三张机票。他和四夫人徐雯波以及二夫人所生的三岁孩子心沛一起乘坐飞机离开。其余家庭成员包括三岁的心碧和两岁的孩子心建则留在成都。他带走的几十幅敦煌临摹作品是他多年心血的成果。这一决定在当时局势下保护了部分艺术品免于散失。 到达台北后，张大千继续从事艺术活动。1950年他应印度美术会邀请前往新德里举办画展。展览结束后他在大吉岭地区停留，考察阿旃陀石窟壁画并与敦煌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这一经历丰富了他的艺术视野，为后续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他在印度期间的探索延续了敦煌研究的脉络。 三年后张大千移居巴西。在圣保罗郊外他购置土地修建了八德园。园子按照中国传统风格设计，种植了中国花卉，还饲养了仙鹤和猿猴等动物。这些安排体现了他对故土文化的持续关注。八德园成为他海外生活的重要据点，也寄托了对传统意象的保留。 从1960年代开始，张大千在巴西和美国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他在这些展览中介绍了自己的泼彩画法。这种画法融合中西艺术元素，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他的作品通过展览走向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绘画在海外的影响力。画展活动让他把敦煌积累的技法运用到新创作中。 张大千的巨作桃源图在2016年香港拍卖会上以2.7亿港元成交，创下当时中国书画的拍卖纪录。这一高价反映了他的艺术成就与敦煌时期积累的密切联系。他的泼彩作品在拍卖市场持续受到关注，体现出敦煌艺术对后世创作的支撑作用。 1969年张大千将62幅敦煌临摹作品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作品后来在台北故宫的特展中展出。留在大陆的敦煌临摹作品也由家人交给四川博物院保存。2019年的成都特展正是这些作品的展示机会，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的历史价值。 张大千晚年定居台北，1983年在那里去世。他一生没有再回到大陆。他的艺术遗产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继续连接着不同地区的文化记忆。这些作品见证了敦煌艺术的持久价值，也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画家经历的重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