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说：“中国和西方本质的不同就是，中国是国家控制资本，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她接着说，这和市场无关，问题是如何监管市场，如何治理市场？当现在的科技需要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时代，大型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是否受到监管？他们在为谁的利益工作？现在资本主义无法维持西方世界已经取得的发展水平，他们正在去工业化！ 中国和西方在资本跟国家的关系上，本质区别在于一方是国家把资本管住，另一方是资本反过来影响国家。她说，这跟有没有市场没关系，关键看市场怎么监管、怎么治理。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行业需要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有效运作，大型企业冒头是自然的事。问题不在于企业大不大，而在于它们受不受有效监管，以及它们主要服务谁的利益。 在西方，特别是欧美，经过长时间演变，资本力量越来越强，能影响政策制定和社会资源分配。欧洲一些老工业区曾经工厂密集，制造业基础扎实，比如德国汽车和意大利传统生产领域。资本追求回报时，企业常把生产线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导致当地工厂陆续关停或缩减，工业基础慢慢空掉。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社区经济活力下降，这种去工业化过程让西方过去积累的发展水平面临压力。资本决策优先考虑利润，国家的整体工业能力和民众就业需求有时就被放到次要位置。 美国的情况更明显。医药行业里，大型药企通过游说和捐款等渠道，跟政界保持紧密联系。药价长期偏高，普通人看病买药负担重。政府想调控价格时，常遇到阻力，因为资本力量在政策过程中有不小分量。整个体制下，资本能推动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市场治理的结果往往让资源向少数群体倾斜，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积累。资本主义在维持原有发展水平上显得吃力，工业基础受影响，去工业化趋势在多个国家出现。 她把这些跟中国的情况放在一起比。中国没有完全走自由放任的路，而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引导和监管，让资本在市场里活动的同时，符合更广的社会目标。互联网行业里，监管部门对平台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出手，比如处理“二选一”这类做法，规范促销和广告，确保交易环境更公平。企业调整运营方式，市场活力保持住，同时避免巨头过度扩张损害公众利益。 新能源领域，中国国家支持企业扩大规模和技术投入，政策引导资金和资源流向这个方向。企业生产设施扩建，成本逐步降低，带动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整个过程里，资本被引导到服务民生和长期发展的轨道上，而不是单纯追短期暴利。这种方式让中国在全球经济压力下，工业基础保持稳固，避免了西方那种单纯资本驱动带来的空心化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