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17日，西昌军事代表丁佑君在盐中区征粮时，因恶人出卖，被土匪活捉。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始终守口如瓶。在遭到数名土匪一夜凌辱后，又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 1950年，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城市虽然解放了，但在西南的深山老林里，局势依然险恶得很。国民党残部、地方恶霸，还有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全都搅和在一起。丁佑君当时的身份，是西昌女子中学军代表，兼着盐中区青年干事。 她接到了一个最基层、也最要命的任务：下乡征粮。 征粮这活儿，动的是旧势力的奶酪。9月17号那天，她去裕隆乡开会。带路接待的人叫王正中。这人表面上是个老实巴交的向导，对丁佑君也是客客气气的。其实这人骨子里早就烂透了，他是个两面派，暗地里已经跟当地的土匪头子朱煊、高开祥串通好了。就在丁佑君毫无防备的时候，王正中悄悄递出了情报。 没过多久，土匪就把丁佑君落脚的地方围了个水泄不通。几支冷冰冰的枪口直接顶在了这个19岁姑娘的脑门上。土匪们抓她，算盘打得很精。他们觉得，这就是个细皮嫩肉的黄毛丫头，随便吓唬两下，肯定就能把区委领导的去向、解放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运粮的路线全倒出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哪怕我翻阅了那么多历史档案，每次看心里都会忍不住发堵。 土匪们先是威逼利诱，好酒好菜端上来，丁佑君看都不看一眼。头目赵明安这种人，在道上混了半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压根就不信一个女学生骨头能有多硬。于是，最原始、最残忍的手段上演了。 在那个发霉发臭的旧粮仓里，皮鞭、木棍、老虎凳，甚至烧得通红的烙铁，全都招呼在了这个年轻女孩的身上。土匪们一边打一边问，可丁佑君愣是咬碎了牙，连一句求饶的话都没往外蹦。 恼羞成怒的土匪丧心病狂地扒光了她的衣服，用极其下作的手段凌辱她，甚至用钢针去扎她，撕扯她胸口的皮肤。那种痛，咱们常人根本无法共情，也不忍细想。 折磨了一整夜，天亮了。土匪们见硬的不行，就想从精神上彻底摧毁她。他们把赤身裸体的丁佑君绑在木架上，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对一个年轻女孩来说，这种屈辱往往比杀了她还难受。老百姓们躲在路边，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吓得不敢抬头。可丁佑君呢？她拖着满是血口子的身体，高高地昂着头，大声向乡亲们喊话：“乡亲们，不要怕！这些土匪兔子尾巴长不了，他们才是最无耻的！”那一刻，真正感到羞辱和害怕的，反而是那群拿着枪的土匪。 游街没能让丁佑君低头，土匪们又生出了一条毒计。 当时，盐中区公所的碉堡里，还驻守着一小队解放军战士。土匪们打不进去，就押着丁佑君来到了碉堡前面。他们把枪口死死抵着她的后背，下了最后通牒：“向里面喊话，让他们缴枪投降，少说一个字，立马打死你！” 丁佑君深吸了一口气，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向着碉堡吼出了她生命中最强悍的一段话：“同志们！不要怕，勇敢些，沉住气，坚持到底！我们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没等土匪反应过来，她又嘶哑着嗓子大喊了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彻底气疯了的土匪开枪了。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她倒在了血泊里。可这群丧尽天良的恶棍还是不解恨，他们用绳子拴住她的身体，在满是碎石的荒地上拖行。殷红的鲜血染红了西昌的土地。 这股子震撼人心的硬气，到底是怎么炼成的？ 要知道，丁佑君根本没吃过什么苦。1931年，她出生在四川乐山犍为县五通桥的一个大盐商家庭。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大户人家，从小锦衣玉食，家里人连重话都舍不得对她说一句。 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是两个人，还有那个动荡的时代。 一个是她的奶娘。这位淳朴的穷苦农妇，用劳动人民最本真的善良，在丁佑君心里种下了一颗同情弱者、渴求公平的种子。另一个是她的二哥丁好德。这位中共地下党员，早早就把革命的道理潜移默化地讲给了妹妹听。 1948年的“四九”血案，成了压垮她对旧社会幻想的最后一击。看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被反动派血腥镇压，这个成都女子高中的乖乖女彻底觉醒了。成都刚解放，她就不顾父母的苦苦哀求，毅然决然地报名去了西康革命干部学校。 从成都到雅安的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遇到土匪袭击，她甚至冒死撕下自己的衣服给伤员包扎。到了西康，她去清淤泥、去偏远山区征粮，从不喊苦。 从考入干校到牺牲，短短不到9个月时间，她完成了从大小姐到革命战士的彻底蜕变。 丁佑君牺牲后，历史给出了最公正的交代。 解放军的大部队很快赶到，平息了叛乱。出卖她的王正中、折磨她的高开祥、王国贤等人，全被抓捕归案，挨个吃了枪子儿。那个恶贯满盈的赵明安，也在逃跑的深沟里被当场击毙。这叫血债血偿，大快人心。 1951年，毛主席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给她记了“一大功”。1958年，朱德元帅更是亲笔为她题词，称她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共青团员和青年的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