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某天，四川大邑安仁镇，一支日本访华代表团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他们想见王玉清，想让这位老人陪同参观刘氏庄园，当面回答些问题。
那年王玉清已经76岁。
上一次住在那座大院，是将近40年前的事了。
她答应了。
工作人员陪她穿过庄园的重重院落，走进那间曾经的五姨太房。
房间里的陈设早已换过，只有那张装饰繁复的龙凤大床还在原处。
王玉清走上前，弯下腰，掀开床上的铺垫，用手慢慢摩挲床上的纹路，久久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
在场的人也都没有开口。
那片沉默，是这个女人一生最清楚的注脚。
王玉清1911年生于大邑县蔡场万延村，父亲在镇上开着一家糖果铺，家里还有三亩多薄田。
日子不算宽裕，但也饿不着。
她从小聪明，读过两年私塾，手巧，会绣花，在那个年代的川西农村，这算是出挑的底子。
1937年农历二月，经人介绍，王家和刘家约在老广寺庙会上见面相看。
王玉清远远望着来的那个男人，高个子，穿绫罗长衫，一副城里绅士做派。
刘文彩细打量她，顿时起了意。
双方简单问候几句，随即匆匆作别，没过多久，刘家就择定了佳期。
那年，刘文彩51岁，王玉清25岁。
农历四月二十四，迎亲队伍吹吹打打，一顶青纱小轿把她从蔡场抬进安仁老公馆。
婚礼极简没有三拜天地，刘文彩只拿起铁杵在锦上轻击一声，算是告知祖先又进了一房姨太太，摆了几桌酒斗碗招待娘家人，就算完事。
王玉清晚年谈到这个场景，自己解释说：都取第五房姨太太了，老头子也觉得不光彩，不该张扬。
话说得平淡，却是真实的处境。
关于刘文彩其人，不能含糊。
他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兄长，1922年起借弟弟之势先后掌控叙府（今宜宾）多项税捐要职，仅宜宾一地就巧立名目设下四十四种苛捐杂税。
1933年退出军政界后回到大邑，大肆兼并田产，最终霸占土地逾万两千亩，另有银行字号22处、当铺5个、街房684间、公馆29个。
他如何聚财，当地留存至今的地契、账簿、佃户名册，记录得相当清楚。
王玉清嫁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家。
等着她的是一个复杂的后院。
正室吕氏1917年病逝，没有留下后代；二太太杨仲华来自大邑三岔场，为刘家生了四子三女，是后院真正能拍板的那个人，但她不堪和三姨太、四姨太长年斗法，索性搬去了成都文庙街公馆另住。
三姨太凌君如原本是宜宾风尘女子，把表妹梁慧灵一起带进了刘家，两人和杨仲华三角纠缠不清，刘家后院常年鸡飞狗跳。
王玉清进门，是这个局面里资历最浅、出身最低的那个，被族人看不起，被前几房姨太排挤，坐什么位置都得仔细掂量。
偏偏，刘文彩格外喜欢她。
他为她娘家购置了80亩地，建了逾千平方米的青砖瓦房，当地人管那地方叫王公馆。
出入场合总带着她，让她穿华贵衣装、戴金银首饰，站在身边。
最特别的是，他生前专门给她预制了一口棺材，用雅安建昌花板制成，土漆反复涂了整整49遍，棺盖上刻着四个字玉清寿木。
他一共备了七口棺材，王玉清那口装饰最为华贵。
这是刘文彩用自己的方式留下的一个态度。
然而王玉清始终没能生育。
坊间流传一种说法，说当年三姨太凌君如借名带她去成都，让她服下了什么洋药，此后便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说法无从证实，却在刘家多年流传，那个后院的水深，可见一斑。
刘文彩后来依王玉清的意思，从她娘家抱了一个女孩进来，作为幺女。
还有一件事鲜少被人提起。
王玉清进门后，积极劝说刘文彩兴办文彩中学（即今安仁中学），参与了学校的筹建和督导工作。
她自己也想进去读书，刘文彩当面呵斥回去：你还上什么学，长得这么瘦，多长点肉给我老刘家传宗接代才是正经！
这个女人推动了一所学校的创立，却没能进那所学校的门。
1943年，凌君如和梁慧灵先后离开了刘家，后院里名义上只剩王玉清一个人。
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在返回安仁途中，病死于成都双流县地界。
此前已两度吐血，确诊为肺结核。
王玉清一直守在他身边，两人共同走过了将近12年。
刘文彩这一死，一切都散了。
土地改革，刘家产业悉数充公，王玉清成了无处可去的寡妇。
1955年，她与四川省参事室参事姜文山成婚，两人都是年岁已大、无处可依的人，凑合搭起了一个晚年的伴。
婚后没过几年，姜文山也先她而去，王玉清再度孑然一身。
此后，她到国营童鞋厂做工，农闲时靠刺绣、做布鞋贴补日用。
60年代四清运动起来，她被以漏网大地主的名义揪回蔡场公社，住进简陋的知青房。
文革期间批斗是家常便饭，她按时出工，拾鸡粪、牛粪积攒工分，每年年底结算时，总因投工投肥较多而有点进账。
一轮轮政治运动压下来，她一轮轮扛了过去。
改革开放后，村社把她列为五保户，每年有固定口粮和生活费。
她最终定居安仁镇猪市坝，住在旧布鞋社的老宅里，床是邻居送来的旧床，桌椅凳子也是镇上乡邻接济的。
晚年的王玉清，活出了一点自己的章法。
每天抱着收音机听新闻和戏曲，烟瘾不小，差不多每天要抽一包，那是当年跟刘文彩学来的习惯。
有企业来找她拍广告，她会认真谈出场费；有记者来采访，她会通过保姆传话，说要收拍照费。
这个一生被人安排、被时代碾压的女人，在最后的岁月里，掰出了一点属于自己的主动。
文革中曾流传一种说法，说她吃鸭子不吃肉，专吃鸭蹼，暗示旧时代的靡烂。
她当时的回应干净利落：我出身贫苦，见别人吃完鸭子剩下好多爪子，觉得丢了可惜就捡来吃了，哪个放着肉不吃专爱吃爪子嘛？
政治话语要从她身上借力，她用一句大白话还了回去。
但有一件事，她从来没有还回去。
在她去世前半年，记者最后一次登门拜访。
保姆说，老太太每天早晚各烧两炷香。
记者问烧给谁，王玉清眼神里飘进了什么东西，轻声说：我想老头子。
我是在给老头子烧香。
那个老头子，那时已经死去超过五十年了。
一个走过政治风浪、被批斗、被管制、被迫与那段过去彻底切割的人，私下里，每天两炷香，没有断过。
2003年初，王玉清出门时摔了一跤，之后就再也没能起床。
10月26日，她在猪市坝那间低矮的民居里走了，92岁。
安仁镇政府为她料理了全部后事，骨灰运回蔡场娘家安葬。
那两炷香，到底烧给了谁，是说不清楚的事。
信息来源：《大陆最后一位五姨太：刘文彩五姨太的悲剧人生》，新浪网，2003年10月28日
信息来源：《中国最后一位五姨太》，参考网（原载四川工人日报），2004年
信息来源：刘文彩词条，维基百科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