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宇霆被张学良轻易杀害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学良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显得有些糊涂。除了轻易让他人战胜了自己的阴谋之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他对杨宇霆这个人的本质没有看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点更具破坏性和令人悲哀。 我们先来看看张学良当时到底有多纠结。根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来披露的一些内部口述档案，以及央视纪录片中反复提及的细节，张学良在下达死刑命令前，经历过极其痛苦的心理挣扎。他拿出一块银元，在桌子上抛了又抛。如果全是正面就杀，如果是反面就留。妻子于凤至在旁边看着丈夫这种如同儿戏般的“决断”，急得直掉眼泪，甚至哽咽着问他是不是非得见血。把一个军政大员的生死、一个派系的前途命运，交给一块抛向半空的银元，这哪里是雄才大略？这分明是一个被巨大压力逼到墙角的年轻人，在绝望中寻找心理安慰的糊涂之举。 当时东北军的局面确实极其复杂。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后，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外部有日本人虎视眈眈，内部有一帮跟着老帅打天下的骄兵悍将。张学良急于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这个动机完全可以理解。此时，外界的流言蜚语、日本人的离间计，以及奉系内部一些想踩着杨宇霆上位的人，都在不断给张学良吹风。他们都在暗示杨宇霆要造反，要夺权。张学良的“阴谋”原本是想通过打压杨宇霆来立威，结果呢？他轻易地被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牵着鼻子走，让别人的借刀杀人之计，战胜了自己本该周密筹划的权力平衡术。 但这些外部因素都还只是表象。最让人痛心的，也是今天最想和大家掰扯清楚的，是张学良对杨宇霆本质的彻底误判。 杨宇霆这个人傲慢吗？绝对傲慢。他在张学良面前从来不讲什么君臣之礼，动不动就叫“小六子”，教训张学良就像老子教训儿子一样。于凤至为了缓和关系，用心准备了礼物，想让两家的女眷拜个把兄弟，结果杨宇霆毫不留情地把礼物退了回去，嫌弃张家辈分不对。在秋天的那场寿宴上，高官们看到张学良毫无反应，看到杨宇霆却全体起立致敬。这些事情桩桩件件，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张学良那颗敏感又渴望被认同的自尊心上。 张学良满眼看到的，是一个飞扬跋扈、欺主罔上的权臣。但他恰恰忽略了杨宇霆傲慢面具下的那一层底色：杨宇霆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带有浓厚封建大家长做派的“托孤老臣”，他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执拗，却并没有真正篡位自立的野心。 我们翻开最新的奉军军史研究资料就会发现，杨宇霆在张作霖时代，一手缔造了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他主导的军制改革让东北军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更关键的是他在外交上的手腕。杨宇霆早年留学日本，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底牌。他在日本人面前从来都是软硬兼施，既能周旋又能强硬拒绝。杨宇霆的存在，就像是东北军里的一根定海神针，更是抵挡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的一道最坚固的防火墙。 他之所以反对张学良过早地“东北易帜”，是因为他看透了南京方面那位领袖的本质，他担心东北军交出底牌后会任人宰割。他之所以逼着张学良签字任命常荫槐，是因为他觉得张学良太年轻、太贪玩，压不住底下的阵脚，他必须用强硬的手段替张家把持住东北的交通和军需命脉。 可惜，张学良没看懂这层苦心。他把杨宇霆的“越俎代庖”当成了“图谋不轨”，把长辈的“严厉管教”当成了“夺权篡位”。这种对人性本质的看不清，直接导致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两声枪响过后，杨宇霆和常荫槐倒在了老虎厅的地毯上。张学良以为自己赢了，以为从此大权独揽。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杨宇霆一死，东北军内部的老将们彻底寒了心。大家一看，连老帅最倚重的智囊、立过汗马功劳的杨公都被你像杀鸡一样杀了，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从那一刻起，东北军内部的信任纽带断裂了。后来日军逼近热河，守将汤玉麟死活不肯交出兵权，宁可眼睁睁看着领土沦陷也要保全自己的实力，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害怕重蹈杨宇霆的覆辙。张学良用杀戮建立起来的威严，恰恰瓦解了整个奉系军阀最核心的凝聚力。 更可怕的是日本人的反应。得知杨宇霆死讯后，日本关东军高层甚至开香槟庆祝。他们知道，东北军里那个最难对付、最懂日本底细的“大脑”被张学良自己拔除了。失去了杨宇霆的制衡，日本人彻底撕下了伪装，对东北的侵略步伐急剧加速。可以说，杨宇霆的死，直接为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的进退失据埋下了伏笔。 晚年的张学良被幽禁在台北，当繁华落尽、沧桑阅遍，他终于在漫长的岁月里回过味来。在接受唐德刚等学者的口述历史采访时，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帅留下了一句极其心酸的感慨：“我最遗憾的，是错杀一人、错睡一人、不识一人。”这“错杀一人”，指的正是杨宇霆。他终于承认，如果杨宇霆还在，东北的局面绝不会败坏得那么快，他自己也未必会落得个半生幽禁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