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说不能忘了他。1927年，张钦礼出生在河南兰考南彰镇张庄，那时的兰考风沙、盐碱、内涝轮番折腾，一亩地只能收几十斤粮食，风沙大时连门都打不开，他从小看到这些，心里就埋下了要改变家乡的种子。 1945年，18岁的张钦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年后，22岁的他当选为考城县县长，上任后他不进办公室，直接骑着旧自行车下乡。 半年里，走遍了全县200多个村子，摸清了每块易涝地、每片顽固沙丘、每户特困家庭的情况，县里干部都叫他“活地图”，只要说出村名，他马上能报出地形和民情。 院子里堆满了骑坏的旧自行车，他却说：“自行车能随时停下来听百姓说话，汽车一过尘土飞扬，谁还敢靠近？” 1962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活地图”，一个有蓝图，一个有土地的记忆，两个人志同道合，决定一起根治“三害”。 在最苦的日子里，他们一起跳进冰冷的河水查看河道，一起在沙地种下第一批防风林，这不是表演，是真实的并肩作战。 1964年焦裕禄去世，那年张钦礼37岁，他要独自扛起治理“三害”的重担，挖深沟固定沙子，一棵一棵栽树，白天使劲挖，晚上开会商量计划，困了就睡在会议室，醒了接着干。 七年拼下来，19万亩防风林在兰考扎根，26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粮食亩产从几十斤跃升到四五百斤，兰考从吃救济粮的穷县，变成向国家交公粮的先进县，还建了60多家工厂，年产值几千万。 当了“大官”，张钦礼还是骑自行车，1968年升任开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组织给配了一辆全新吉普车，没过多久，吉普车就从县委大院消失了，他把它卖了8000块钱，全部买了树苗和农具，分给了42个最穷的生产队，那时候工人一个月才挣三四十块。 1970年升任省革委会常委，又换了更好的华沙轿车，他又卖掉，加上自己的积蓄，一共4.5万元，全部投入兰考的治沙事业，这笔钱相当于一个人一百年的生活费，有人骂他“浪费公产”，他直接把话撂在了桌面上：“车闲着也是闲着，百姓急着用救命钱！” 张钦礼不只会治沙，还会“号脉”，他自学了中医技术，兜里装着银针和医书，下乡时给老人扎针、给孩子推拿，药钱经常从自己工资里掏，花在行医上的钱比工资还多，县医院医生都说：“他比我们还忙。” 1979年12月24日，63岁的张钦礼被判了13年，具体案情与那个特殊年代有关，细节至今模糊，宣判那天，很多村民手里端着刚收的麦子，站在村口看着囚车远去，碗里的麦粒和金灿灿的阳光一起闪，这讽刺的对比成了兰考人心里一道暗伤。 11年的牢狱，张钦礼异常平静，他帮狱警整理档案，给生病的犯人看病，看守的人说：“他不像犯人，倒像是来帮忙的。”有人劝他去疗养院，他拒绝说：“出去后我要回兰考。” 1990年5月，刑满释放时他满头白发、背也驼了，家里人几乎认不出来，几十名兰考乡亲守在监狱外，哭成泪人迎接他，组织想让他去休养，他一口回绝：“我的根在兰考。”回到老屋，失去公职和党籍，靠子女养活，但他还是闲不住。 看到修路缺钱、孩子失学，就把自己微薄的退休金拿出来帮忙，77岁了还骑着旧自行车在乡间跑来跑去，有人说“坐牢丢脸”，他淡淡回答：“我问心无愧。” 2004年5月7日，77岁的张钦礼在郑州去世，消息传回兰考，整个县都震惊了，出殡那天，10万群众自发沿郑兰公路跪送灵车，从早上到傍晚整整跪了5个钟头。 队伍里有老人、婴儿、拄拐杖的残疾人，哭声震天，从郑州到兰考，车队整整走了一整天，不是因为路远，是因为送行的人太多。 下葬后，更特别的景象出现了，乡亲们自发为他立碑，没人统一安排，只觉得该有块石头说句话，石匠凿的石碑、水泥砌的墩子、甚至写着字的木牌，都恭恭敬敬地立在墓旁。 几个月下来，上百块石碑围着简朴的坟墓，形成了一片用民心堆起来的“碑林”，碑文各式各样，字歪歪扭扭，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不忘。 家里人跑了很多地方，想为他平反，始终没有结果，但乡亲们说：“平反是上面的事，我们心里明白。”官方的结论和民间记忆在这儿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峙。 10万人的膝盖，上百块粗糙的石碑，一起构成了另一种历史文本，它不在档案馆的卷宗里，而是藏在黄河故道的风声里，泡桐叶的沙沙声里。 主要信源：（红歌会网——河南宣传部原副部长：沉痛悼念张钦礼同志含冤逝世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