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市委副秘书长马达同志追忆柯庆施，说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存在，廉洁自律，一尘不染，勤勉务实，勤于调研，头脑敏锐，决断果断，但偏于 “一言堂”。这个非常中肯的评价，到底跟外界对他的评价相差多大呢？ 1965年的春天，对于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来说，是忙碌而充满希望的。 他刚刚从一场肺癌手术中恢复过来，又重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几个月后，一场看似平常的老友相聚，竟会让这位在革命风雨中闯过无数关口的老战士突然倒下。 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六十三岁。 提起柯庆施，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他的“老资格”。 他生于1902年，十八岁那年就做了一件让同龄人望尘莫及的事——写信给同乡前辈陈独秀，讨论救国之道。 那还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 陈独秀欣赏这个年轻人的锐气，把他召到上海。 这份起步，注定了他的革命生涯与党的诞生几乎同步。 更传奇的是，1921年10月，党刚刚诞生三个月，他就随张国焘远赴莫斯科。 在那里，他亲眼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并聆听了演讲。 这段经历，在我党早期党员中极为罕见，也成了他履历中闪亮的一笔。 从苏联回国后，柯庆施的革命舞台主要在北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已经是河北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政局逆转，白色恐怖弥漫，他坚持在危险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财经战线，在晋察冀边区为部队的后勤供给殚精竭虑。 这份在困难条件下搞经济工作的经验，为他后来管理大城市埋下了伏笔。 石家庄解放，他成为首任市长，这是我们党接管和治理大城市的早期重要实践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考验接踵而至，他被派往南京担任市委书记。 面对这座国民政府的旧都，局面复杂，百废待兴。 他在南京的工作，为这座城市的战后重建和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后，他先后在江苏和上海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特别是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他的工作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上海，他与马达同志共事，也让马达对他有了更近距离的观察。 在马达的记忆里，柯庆施是一个优缺点都非常鲜明的人。 他的生活极其简朴，近乎清苦。 吃饭常常就是米饭咸菜，想喝酒就自己动手酿一点。 下乡调研是常态，裤脚和布鞋上总是沾着泥土，他毫不在意。 这种作风，是从艰苦岁月里熬炼出来的，对物质享受看得很淡。 他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反对请客送礼，家风很正。 工作上，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自1954年到上海后，他的工作时间表排得极满，白天处理公务、开会调研，晚上批阅文件到深夜。 他找干部谈话，很少闲聊，问得最多的是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 物价稳不稳，供应足不足，群众有没有意见。 这种对民生细节的执着，体现了他务实的一面。 他的勤勉，是得到认可的。 当然，他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在工作作风上有时比较主观，听不进不同意见，显得比较“专断”。 这让他推动工作时雷厉风行，但也可能在某些决策上留下遗憾。 能在他面前直言不讳提出看法的同志不多，马达算是其中一个。 这种性格，或许是他长期在复杂严峻环境下独立负责工作形成的，有利有弊。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和严重的烟瘾，最终压垮了他的身体。 1964年，他被确诊肺癌并接受了手术。 术后，他本应好好休养，但1965年4月，他在成都视察工作时，遇见了贺龙、聂荣臻等老战友。 老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席间他放松了饮食限制，饮酒并进食了一些花生米。 不料，这诱发了急性胰腺炎，病情急剧恶化。 尽管全力抢救，这位63岁的老人还是在1965年4月9日与世长辞。 他的离世很突然，让许多熟悉他的人感到惋惜。 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身上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有坚定的理想，有奉献的精神，有实干的能力，也有历史的局限。 他清廉简朴，心系民生，工作勤勉，这些品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敬重。 他性格中的强势和某些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也为后人提供了思考。 历史人物常常是复杂的，简单的褒贬无法概括其一生。 文章信源： 上海市档案馆口述历史项目・《马达回忆录》节选 世纪：我了解的柯庆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