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8日，当厦门警方在商场名表专柜前将劳荣枝带走时，她报出的第一个名字是“洪叶娇”，这只是这个邪恶女人落网后妄图用谎言脱罪的一个开始。 在最初的审讯中，劳荣枝就编织了一个“她是受害者”的谎言。 她承认自己认识法子英，承认跟着法子英离开了九江，承认化名坐台、物色目标，但她坚决否认自己参与了杀人。 她说法子英对她“非常凶残”，经常打她、骂她、强奸她，甚至说她因为被法子英虐待而多次堕胎，“头骨都凹陷了一块”。 她说自己“很怕他”，“他想杀我就杀我，像对待一个动物一样”。 她说自己之所以不离开，是因为法子英威胁要伤害她的家人。 她还说，法子英在外面杀人抢劫的时候，她通常都在出租屋里睡觉，很多事情她“不知道”或者“记不清了”。 编织这些谎言的时候，劳荣枝非常善于利用眼泪。 然而，当办案人员将这些“供述”与现场证据、证人证言以及法子英当年的交代逐一比对时，那些精心编织的谎言便像纸房子一样塌了下来。 南昌案中，她说自己没有参与杀害熊某一家三口，说自己当时“在隔壁房间睡觉”，可证据显示，她不仅参与了绑架熊某，还独自一人持钥匙前往熊某家中试锁、踩点，被邻居盘问时从容应对。 温州案中，她说自己只是“按照法子英的要求去银行取钱”，不知道取的是被害人的钱，可银行监控和取款记录显示，她取款时神情自若，签字流畅，取完钱后还打电话通知法子英“钱已取出”——这不像一个被胁迫的人，更像一个从容的共犯。 常州案是唯一有幸存者的案件，也是最能戳穿劳荣枝谎言的一案。被害人刘某在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他清楚地记得当年被劳荣枝和法子英绑架的每一个细节。 他说，是劳荣枝把他诱骗到出租屋的，是劳荣枝亲手用铁丝捆绑他的双手，法子英当时对她说：“我去找他老婆拿钱，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我没回来，你就把他杀掉，你自己跑。” 合肥案中的谎言，是劳荣枝所有辩解中最站不住脚的一个。 她说自己不知道法子英杀害了木匠陆某，说自己当时在另一间卧室里，“听到惨叫，非常害怕，不敢出去”，可事实上，在陆某遇害当天而且是被杀之前，是她出门去买了那台用于存放尸体的冰柜。 更关键的是，在法子英写给殷某妻子的勒索字条上，劳荣枝亲笔加上了“他的同伙一定会让我死的比刚才那个人还快”等威胁性话语。 劳荣枝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谎言，就是她“被法子英胁迫”的说法。 她说法子英控制了她的人身自由，威胁要杀她全家，她不敢离开也不敢报警，可证据显示，法子英从未真正限制过她的人身自由，她可以独自去娱乐场所坐台，可以独自去银行取款，可以独自去踩点、购物，甚至可以在法子英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决定做任何事。 法子英落网后，她没有投案，没有求助，而是立刻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独立逃亡。她辗转多个城市，最后在厦门落脚，在酒吧做陪酒女郎，谈男朋友，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一切都发生在她摆脱了法子英之后。如果她真的是一个被胁迫的、失去自主意志的人，为什么在胁迫消失后，她没有选择自首，而是选择了逃亡？ 在庭审中，劳荣枝还撒了一个更大的谎言。 她说自己的“心智停留在21岁”，说自己“非常单纯”，“连租房都会被骗钱”，这句话被媒体广泛报道，一度引发了关于她是否被法子英“精神控制”的讨论。 可当我们把她21岁那年做的事情重新审视一遍——1995年，劳荣枝21岁，她辞掉教师工作，跟着法子英离开九江。此后四年间，她参与绑架、抢劫、杀人，在每一次犯罪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她的“心智”如果真的停留在21岁，那21岁的她就已经是一个能够冷静策划犯罪、从容面对杀戮的人。 这不是“单纯”，这是早熟的邪恶。 劳荣枝的谎言，暴露了她犯罪人格中最核心的三个特征。 第一，她是一个极度善于伪装的表演者。 她可以在不同场合戴上不同的面具：在法子英面前，她是顺从的搭档；在被害人面前，她是冷酷的帮凶；在酒吧里，她是温柔的雪莉；在法庭上，她是哭泣的受害者。每一个面具都无懈可击，每一个角色都演得入木三分。 第二，她是一个缺乏共情能力的反社会人格。 七条人命，七个家庭，在她口中轻描淡写得像与自己无关。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敬畏，看不到任何对他人苦难的理解。她的眼泪只为自己而流，她的痛苦只关乎自己的命运。 这种极度的自我中心，是反社会人格最典型的特征。 第三，她是一个将利己主义发挥到极致的算计者。 她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结果。跟着法子英，是因为他能带给她金钱和刺激；参与杀人，是因为能分到赃款；逃亡二十年，是因为不想坐牢；在法庭上哭诉，是为了争取活命的机会。 她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太知道了。 她的人生没有底线、没有禁忌，唯一的原则就是“对自己有利”，哪怕这个“利”是用别人的血换来的，她也不在乎。 2023年12月18日，劳荣枝被执行死刑。 临刑前，她向被害人亲属表达了歉意。 这句迟到了二十四年的道歉，轻得像一片羽毛，落不到任何一个破碎的家庭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