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1985年11月25日，早上8点30分，飞机起飞。何存峰和杨水长此行任务，是将两只装有绝密文件的外交邮袋送往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飞行约一小时后，杨水长说在旧金山没休息好，要睡觉，看护邮袋的任务就落在了何存峰肩上。过了约20分钟，何存峰起身去洗手间，特意叫醒杨水长，叮嘱他看好邮袋。可等他几分钟后回来，座位上只剩自己的个人物品，杨水长和两个邮袋已无影无踪。 何存峰心里一沉，他立刻在客舱内寻找，一无所获。飞机就那么大，人能去哪？他的目光投向了客舱前方、紧邻驾驶舱的一个小阁楼，那是机组人员的休息区。 当他试图上去查看时，被两名身穿制服的美国保安人员拦住了。语言不通，他请同机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旅客帮忙翻译，但美方人员态度强硬，拒绝他的要求。这时，何存峰已经基本断定：出事了，杨水长很可能叛变了，而邮袋正面临危险。 果然，一名美国空姐随后递给何存峰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他的护照、机票和零用钱，还有一张杨水长写的字条。真相大白：杨水长向机组申请了“政治避难”，并要求带走外交邮袋。 紧接着，机上广播通知，因“机械故障”，飞机将改降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何存峰立刻抗议，但被机组人员推回座位。他明白，改降芝加哥是为了方便美方接应杨水长和邮袋。 下午1点30分，飞机降落在芝加哥。何存峰没有下飞机，他堵在舱门口，决心不让邮袋被带离。机长尤金·特纳不得不出来面对他。 何存峰冷静下来，运用外交手段展开交涉。他首先表明中国外交信使的身份，然后指出，杨水长正在执行紧急公务，说明中国政府信任他，不存在“政治避难”的问题。如果杨水长擅离职守，那他就自动丧失了信使资格，外交邮袋理应归还给仍在执行任务的何存峰。 机长理屈词穷，又提出一个方案：让何存峰和杨水长一起下飞机，当面拆开邮袋检查，然后换乘其他航班去纽约。这触碰了核心红线。何存峰当即严正驳斥：“外交邮袋他人不得予以开拆或扣留，这是公认的外交关系原则。如果我们的外交邮袋被无理拆封，美国政府和机长先生本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他引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强调这是中美两国都签署并遵守的国际法。他同时声明，自己是这架航班的旅客，目的地是纽约，拿不回邮袋就绝不下飞机。 双方僵持不下。不久，美国国务院和移民局的官员登机处理此事。何存峰再次向他们申明立场，指出美方机组人员扣留中国外交邮袋、协助中国信使叛逃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外交准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面对何存峰有理有据、寸步不让的交涉，自知理亏的美国官员在经过一番低声商议后，最终走到何存峰面前说：“你胜利了。” 两只外交邮袋被完整地交还到何存峰手中。据他事后检查，邮袋密封完好，没有拆封痕迹。叛徒杨水长则被两名警察带走，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有报道称，数年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外交官曾在纽约街头见到他，当时杨水长精神萎靡，步履蹒跚，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年过半百，住在难民营里，生活潦倒。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叛徒，下场不过如此。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美大使馆立即向美国政府和泛美航空公司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泛美航空机组人员不仅故意改变航线，还非法扣留中国外交人员和外交邮袋长达数小时，并散布不实消息，损害中国国际形象。 当时中美建交刚满六年，中国往返美国的航空市场对泛美航空而言利益巨大。在事实和国际公理面前，美方最终无法辩解，向中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何存峰凭借其忠诚、勇气和智慧，在万米高空之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和强大的对手，成功维护了国家机密和外交尊严。回国后，他受到外交部的通报嘉奖，被记大功一次，并晋升两级工资。 这件事看似是一起孤立的外交信使叛逃事件，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冷战背景下大国博弈的复杂与微妙。外交邮袋的不可侵犯性，是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的规则底线。何存峰的胜利，不仅是个人外交技巧的胜利，更是国家意志和国际法理站在正义一方的体现。它用事实告诉世界，无论面对何种挑战，中国外交官都有能力、有决心捍卫国家利益，而任何企图破坏规则的行为，最终都难以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