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赫尔德是一个先兆，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信天翁。法国大革命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人人生来皆具有的理性能力，可以发现永恒的真理。它致力于创造或恢复一个建立在不变原则之上的静态和谐的社会，这是一个古典的完美的梦想。它鼓吹一种和平的普遍主义和一种理性的人道主义。但是其结果却凸显出了人类制度的不稳定性；突变显然无法避免，而这一现象令人烦扰不已；不可调和的价值和思想之间的冲突；简单公式的不充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行动、毁灭、英雄主义和战争的诗意；群众和伟人的效力；偶然性所起的重要作用；被疯狂接受的信条面前，理性的不堪一击；事件的不可预见性；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水底下三分之二的人性冰川的作用的无知无觉，而这一冰川只有其可见部分被科学家研究过，被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考虑过。
这些考虑也可以用于俄国革命。它的理想耳熟能详，无须复述；它的结果也使得人们怀疑19世纪的自由派和激进派所争取的那种民主的效力；怀疑理性的人解释和控制非理性力量的能力，怀疑革命的作用，它是否能够促进自由、拓宽文化、促进社会正义。它迫使人们醒悟到组织严密的政党坚定共谋的效力；醒悟到大众的非理性，醒悟到西方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弱点；醒悟到民族主义激情的力量。涂尔干、帕累托和弗洛伊德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他们对非批判地运用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大字眼的观点，他们有关在促进社会团结或解体的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理论，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思想和行动）就是赫尔德对待1789年发生的事件的态度。对友爱和自我表现的追求，对理性具有决定价值的能力的不信任，统治了19世纪，甚至统治了我们自己的时代。赫尔德活到1803年。他并不像圣西门、黑格尔和迈斯特以各自非常不同的方式所尝试的那样，试图把自己的学说与德国或欧洲命运联系起来。也许他在19世纪死得太早了。无论如何，他比他的任何同时代人都更清醒地感知到在那个时代被如此众多的人所坚持的启蒙信仰的根基的不可靠性，甚至当他也半接受了这种信仰的时候。在这种意义上，那些认为他拥有特殊力量（我们知道，他有时被叫作巫师，而他也是歌德的浮士德的一个原型）的人并没有不公正地对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