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的代价太大！”扎心！上海普陀区，一名53岁的女儿，多年来独自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为了减轻负担，她特意请来保姆帮忙照料。可谁也没有想到，整整7年过去，就在母亲的病情逐渐趋于稳定时，53岁的她自己也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母女俩每月退休金加起来有2万多，足够维持日常开销和保姆费用，可独自照料两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保姆，终究不堪重负，主动找到居委会，要求居委会接管母女俩的照料事宜。 居委会多次调解无果，无奈之下，只能将母女俩告上法庭，申请成为她们的监护人。本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监护权纠纷，可法院介入调查后，却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更严重。此事被社区居民披露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也让更多人关注到独居老人、失能家庭的养老困境。 母女居住在上海普陀区某老旧小区，母亲今年82岁，女儿姓周，53岁，两人相依为命多年。周女士年轻时专注于工作，始终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随着母亲年纪渐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2017年，母亲被医院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只是记忆力衰退、忘事，后来逐渐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专人照料。 彼时的周女士，身体还算硬朗，在一家企业从事行政工作，收入稳定。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她提前办理了内退，专职在家照料母亲的饮食起居。可随着母亲的病情不断加重，常常出现走失、哭闹、拒绝进食等情况，周女士一个人渐渐难以应付，不分昼夜的照料让她身心俱疲，体重不断下降，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思虑再三，周女士决定请一名住家保姆，帮忙照料母亲的日常起居。经小区中介介绍，她找到了一名40多岁的张阿姨，张阿姨有多年照料失能老人的经验，手脚麻利，为人也踏实。双方签订了劳务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张阿姨8000元工资，负责照料母亲的饮食、穿衣、洗漱、用药等事宜，周女士则负责家里的日常采购和财务打理。 起初，一切都还算顺利。张阿姨悉心照料老人，按时喂药、擦洗身体、更换衣物，把老人照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周女士也会主动配合张阿姨，两人分工合作，日子过得相对平稳。母女俩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21000多元，扣除保姆工资和日常开销，每月还能结余一部分，经济上没有任何压力。 母亲常常在深夜醒来哭闹，大喊大叫，甚至撕扯衣物、乱扔东西，张阿姨常常需要起床安抚，整夜无法安睡。有时候，母亲还会趁人不注意偷偷出门，张阿姨需要四处寻找，每次都吓得心惊胆战。周女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常常主动帮忙，尽量减轻张阿姨的负担。 这7年里，张阿姨没有完整休息过一天，每天24小时待命，长期的高强度照料，让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头发渐渐变白，也患上了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疾病。而周女士，常年被母亲的病情和照料事宜牵扯精力，加上年龄增长，记忆力也开始出现明显衰退，常常忘记事情，有时候甚至会忘记给母亲喂药、忘记支付水电费。 2024年初，周女士在一次陪母亲去医院复查时，顺便给自己做了检查，没想到，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让她彻底崩溃——她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属于早发性病例，症状与母亲初期相似，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且病情进展较快。 周女士确诊后，家里的情况彻底陷入混乱。原本负责照料母亲的张阿姨，不得不同时照料两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工作量翻倍。周女士不仅无法再帮忙照料母亲，反而需要张阿姨的照顾，吃饭、穿衣都需要提醒，有时候还会出现情绪失控、哭闹不止的情况，与母亲的哭闹叠加在一起，让张阿姨不堪重负。 张阿姨曾多次找周女士沟通，希望能增加工资，或者再请一名保姆帮忙，可周女士此时已经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无法做出合理的决定。张阿姨又找到小区居委会，诉说自己的困境，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无法继续照料母女俩，要求居委会接管她们的照料事宜，否则自己只能选择辞职离开。 居委会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多次上门走访，了解母女俩的实际情况，也尝试联系周女士的亲属，可经过多方排查，发现周女士自幼父母离异，父亲早已去世，母亲这边也没有直系亲属，唯一的远房亲戚也定居在国外，不愿接手照料事宜。居委会也曾尝试联系社区养老机构，希望能将母女俩送入机构照料，可由于两人病情特殊，需要专人24小时陪护，多家养老机构都表示无法接收。 调解无果后，居委会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张阿姨态度坚决，明确表示无法继续照料；另一方面，母女俩无人照料，随时可能出现安全隐患。无奈之下，居委会只能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向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成为母女俩的监护人，依法对她们的生活、医疗、财产等事宜进行管理。 法院接到起诉后，迅速介入调查，本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监护权申请案件，可随着调查的深入，工作人员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更严重。周女士确诊阿尔兹海默症后，已经失去了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管理自己和母亲的财产，家里的银行卡、存折等物品随意摆放，部分存款甚至出现了不明支出，疑似被人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