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之前两次先被媒体宣布死亡再被媒体宣布叛逃了，以伊朗对这次的战争准备来看如果卡尼真是间谍也早该挖出来了，至少不会让他“被摩萨德救走”；卡尼是接替苏莱曼尼担任的圣城旅指挥官，职责是联络抵抗之弧，鱿鱼没摸清卡尼的动向想用制造谣言的方法逼卡尼现身的可能性更大。 以色列惯用的舆论战套路在卡尼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摩萨德长期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匿名消息源等渠道散布虚假信息，此前就曾编造伊朗海军司令遇刺、军事基地遭袭击等谣言，被伊朗官方证实为心理战操作。 这类谣言的传播逻辑很清晰：先抛出“死亡”消息测试反应，观察伊朗官方和抵抗之弧的动向；若未得到有效回应，再升级为“叛逃”说法，试图从心理上打击伊朗军民士气，同时离间卡尼与抵抗之弧各组织的信任。 巴以冲突以来，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呈泛滥之势，尤其是在冲突初期的“事实真空期”，谣言传播速度极快，很容易形成舆论热点。 以色列正是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通过反复炒作卡尼的“生死叛逃”，试图逼迫卡尼公开露面回应，哪怕只是间接传递消息，也能为摩萨德提供定位线索——一旦卡尼的位置暴露，以色列的定点打击就可能随之而来，这和当年策划暗杀苏莱曼尼的思路如出一辙，都是先通过情报锁定位置，再实施精准打击。 从伊朗的应对策略来看，其官方始终对这些谣言保持克制，既不明确证实也不刻意反驳，这种态度恰恰是对谣言的最好回应。伊朗很清楚，任何公开回应都可能被以色列解读为有用信息，反而落入对方圈套。 2025年6月，当媒体传出卡尼“丧生”的消息后，伊朗官方并未急于澄清，直到24日卡尼出现在德黑兰革命广场的停火庆祝活动上，用实际行动击碎谣言。这种“不回应、不纠缠、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既保护了卡尼的安全，又让以色列的舆论战失去了着力点。而谣言的反复出现，从侧面印证了以色列对卡尼的无奈——军事手段无法奏效，情报侦察难以突破，只能寄希望于舆论造势。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卡尼作为苏莱曼尼的继任者，其象征意义与实际作用同样重要。苏莱曼尼遇刺后，卡尼迅速稳定了圣城旅的运作，维持了抵抗之弧的凝聚力，这种稳定性让以色列感到极大威胁。 通过制造谣言，以色列不仅想逼卡尼现身，更想传递“伊朗核心领导层不可靠”的信号，试图瓦解抵抗之弧的信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类谣言并未影响抵抗之弧的行动协调，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封锁、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仍在持续，这说明谣言的舆论冲击力远未达到以色列的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谣言的传播还借助了国际舆论的信息差。中东地区的冲突报道本身就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部分西方媒体为了抢新闻，往往会未经核实就转发匿名消息源的内容，这为以色列的舆论战提供了传播渠道。 但随着伊朗官方的澄清和事实的曝光，谣言的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短。对卡尼而言，保持隐蔽、专注于协调抵抗之弧的行动，就是对谣言最好的反击；而对以色列来说，反复炒作同一类谣言，反而暴露了其在应对抵抗之弧时的被动局面。 说到底，卡尼相关的谣言本质上是以色列情报战与舆论战的结合体，背后是军事手段失灵后的无奈选择。伊朗的反间谍能力、卡尼的职责特性、抵抗之弧的运作模式，共同决定了“间谍叛逃”的说法站不住脚。 而谣言的反复出现，恰恰说明卡尼的存在对以色列构成了持续威胁，也从侧面反映了中东战场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更是情报、舆论、心理等多维度的较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保持行踪隐蔽、识破舆论陷阱，就是卡尼和伊朗最有效的应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