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0年夏天，中苏关系彻底降到了冰点。那年7月16号，苏联政府突然给中国送来一份照会，态度非常强硬：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当时中国好多重大项目都有苏联人的影子，他们这么一拍屁股走人，把一百多个援建合同全扔在半道上，很多工程直接就停摆了。更让人憋屈的是，那些专家临走前，把随身带的图纸、资料全都搜走了，连一片纸都不给留。外国人那时候看笑话，冷言冷语地说："就凭你们自己，二十年也甭想造出原子弹。" 不过，就在这种"兄弟阋于墙"的压抑氛围里，也有让人心里一暖的小插曲。据后来的档案和回忆披露，有位苏联专家在收拾行装的时候，悄悄找到中方对接的人，没说什么大道理，就提了个很实在的建议："我们走了你们也别慌，你们手里有王淦昌，他是真懂核武的人，有他在就足够了。"这话说得实在，也说得很重。在那个风口浪尖的时刻，这不仅是同行对同行专业能力的认可，更是给陷入困境的中国核事业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位苏联专家口中的王淦昌，确实是个分量极重的人物。早年间他在德国留过学，后来又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领着团队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在当时的国际物理学界，那可是离诺贝尔奖只差一层窗户纸的顶尖科学家。但就在自己在学术上还能更上一层楼的时候，王淦昌听到了祖国的召唤。1961年，他回到国内，二机部部长刘杰找他谈话，说现在国家需要你造原子弹，但这活不仅苦，而且名字都不能用了，往后的学术论文不能发，国际交流不能搞，等于说要你从学术界彻底消失。王淦昌听完，一点没犹豫，就说了六个字："我愿以身许国。"从那天起，王淦昌这个名字就在科学界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王京"。 搞原子弹，最难的一关就是"爆轰物理"。说白了，你得先在地面上做无数次小型实验，摸清楚炸药怎么聚焦、冲击波怎么压缩核心，这才能保证真家伙点响的时候不炸成哑炮。可当时哪有像样的实验室？王淦昌带着一帮刚毕业的年轻人，跑到河北怀来县燕山脚下一个叫"17号工地"的地方，那其实是工程兵部队扔下的旧靶场。放眼望去，就是几顶破帐篷、几排土坯房，冬天冷得出奇，风刮起来能把帐篷顶掀翻，夏天又晒得像蒸笼。就这条件，王淦昌扎进去了，那年他已经54岁，是场子里岁数最大的老头儿。 在"17号工地"，条件艰苦得没法想象。那时候没有现成的炸药部件，全得靠人工在帐篷里用搪瓷盆、木棍一点一点搅拌。炸药毒性大，气味冲，年轻人干一会儿就得出去透口气。可王淦昌不管这些，他非要挤进去跟着搅。大家心疼他年纪大，把他硬推到帐篷外头，一不留神他又钻回去了。他常说，搞科研哪有不危险的，我不亲手摸一摸、搅一搅，心里没底。就这么着，从炸药配方到雷管安装，从理论计算到现场测试，王淦昌愣是带着这帮年轻人，把爆轰的规律给摸透了，硬是敲开了原子弹技术的大门。 原子弹研制到了冲刺阶段，队伍从长城脚下转移到了青海高原的金银滩，也就是后来的221基地。那地方海拔三千多米，气压低得让人喘气都费劲，煮出来的饭都是夹生的。王淦昌那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高原反应比别人都重，常常得一边吸着氧气一边办公。可一到实验场，他就跟小伙子一样爬上爬下，哪里最危险他就往哪儿去。1964年10月16号，原子弹爆炸的当天，他还坐着吊车上到百米高的爆塔顶部，亲手检查雷管插好了没有、线路接通了没有。确认万无一失之后，他才从塔上下来，撤到主控站。当那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蘑菇云腾空而起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哭了。张爱萍将军激动地给周总理打电话报喜，总理反复确认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扭头问王淦昌，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是核爆炸！" 原子弹响了，可王淦昌的"失踪"还没结束。他又接着投入到氢弹的研制中，一干又是好几年。那些年，他的家人只知道他在一个"信箱"里工作，具体在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他的孩子小时候问妈妈："爸爸去哪儿了？"妈妈只能说："爸爸在信箱里。"直到1978年，王淦昌终于调回北京，恢复了原来的名字。那年除夕，邓稼先特地端着酒杯来找他，说："叫了十多年'王京'同志，今天终于可以叫你一声王淦昌同志了！"话音一落，两位科学家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