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道士毕云路过日军哨卡时，因为没有向日军鞠躬，被打得半死。几天后，他从天后宫离开，没有告诉任何人要去哪，只背了一个包，里头放着师傅当年留下的铁尺。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毕云就起来了。天后宫的老槐树上头几只麻雀叫得欢实，他站在院子里听了一会儿，回屋把包袱系好。铁尺揣在怀里，贴着肉，凉飕飕的。这东西师傅传给他的时候说，咱们做道士的，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他那时候年轻，不太懂这话啥意思，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出宫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大殿里的灯还没熄，是昨夜给祖师爷续的长明灯。他想进去再上炷香，脚都抬起来了，又放下。算了，香不香的，祖师爷要是灵，心里头都知道。 街上的情况和几天前没啥两样。包子铺的蒸气往外冒，几个孩子蹲在地上弹玻璃球，他打他们身边过，孩子们抬头看一眼，又低头玩去了。倒是卖豆腐的老刘头认出他来，嘴张了张，想说什么，毕云摆摆手，继续往前走。 哨卡还在老地方。那几个日本兵也还在，抱着枪，眼睛往过路的人身上剜。毕云站定了，远远看着。那天他就是在这儿被打的，膝盖跪在碎瓦片上，血把裤腿洇透了。打完了还得爬起来鞠躬，不鞠就接着打。旁边围了一圈人，没有一个吭声的。他不怪他们，那种时候谁敢吭声？他只是记住了那种感觉，脑袋被人按着往下压的时候，眼睛能看见的东西特别清楚。他看见地上一只蚂蚁拖着一粒米，绕过一个水洼，往墙缝里钻。蚂蚁不知道头顶上发生了什么，它只是忙着活自己的。 现在他又站这儿了。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点煤烟味儿。他摸了摸怀里的铁尺，硬邦邦的，硌手。这东西师傅用过，师傅的师傅也用过，传了多少代没人说得清。说是早年间用来防身的，那时候道上不太平，走夜路碰见剪径的毛贼，能拿出来比划两下。后来天下太平了，就搁在供桌底下落灰。师傅临走那天把它翻出来，擦了又擦，递给他，说带着吧，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他那时候不懂能有什么用。现在好像懂了点。 但他没往哨卡那边走。他拐进旁边一条巷子，绕开了。不是怕，是觉得还没到时候。或者说，他还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做。铁尺在怀里贴着肉，提醒他有些东西不能忘，但没告诉他该什么时候用。 巷子很深，两边是高墙，墙头上耷拉着些枯藤。他走得不快不慢，脚步声在巷子里回响。前面是个岔口，往左是出城的路，往右能上后山。他站了一会儿，选了左边。 出城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有挑担子的，有背孩子的，都低着头走路。城门口的伪军挨个翻东西，翻得不耐烦了就骂两句，推一把，谁也不敢吱声。轮到毕云的时候，伪军上下打量他，问包里装的啥。他说换洗衣服。伪军让打开看，确实就两件旧道袍，一个豁了口的碗。摆摆手让他滚。 他跨出城门那一刻，太阳正好从云里钻出来，照得人眼睛发花。他眯着眼往远处看，田野还是那片田野，麦子刚抽穗，绿油油的，风吹过的时候一层一层地动。和往年没啥两样。 走了大概二里地，他站住了。回头望，县城的轮廓还在，天后宫的屋顶也能看见，灰蒙蒙的一片。他站了很久，也不知道在想啥。后来他继续走，步子比先前快了点。 怀里的铁尺还是凉的，但他没觉得硌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