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1932年，一个杂货铺老板娘白天出门倒垃圾，特务跟上去问她：“你这里面什么这么臭，跟屎一样？”老板娘把痰盂往前一递：就是夜香啊！特务吓得连忙后退，嘴里嘀咕着：夫妻俩怎么那么能拉？ 1932年沈阳，奉天城的小巷子里，青灰色的雾气混着煤烟味，在大街小巷的屋檐下结成了硬邦邦的冰棱，李芳推开杂货铺那扇沉重的榆木门时，门环撞在棉布门帘上发出闷响，她手里提着个半旧的鎏金铜痰盂，正打算往巷口走，步子迈得不紧不慢。 这种时候，盯梢的特务总像嗅到了腐肉气息的苍蝇，两个穿着鼠灰色中山装的家伙从电报局拐角钻了出来，皮靴底下的铁掌踩在薄冰上，嘎吱作响，听得人牙酸。 “站住！”带头的胖特务脸上横着一道蜈蚣似的疤痕，他厌恶地捂着鼻子，嗓门尖利，“这腌臜玩意儿，熏得整条街都翻江倒海，端着什么呢？” 李芳没被吓住，反而猛地咳嗽了几声，顺势把手里的痰盂往前一送，那股子浓烈的恶臭瞬间炸开，浑浊的液体在铜器里晃荡，几滴浊水甚至溅到了特务那双锃亮的进口牛皮鞋上。 “老总见谅，我家那口子最近闹肚子，拉得厉害……”李芳揉着眼睛，装出副愁苦模样，“这大冷天的，要不您进屋喝口姜汤去去味？” 疤痕特务像触了电一样连连后退，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丧气！这夫妻俩怎么这么能拉？”他哪能想到，那间逼仄的杂货铺地窖里，此时正挤着好几个不敢露面的同志，为了不暴露行踪，大家吃喝拉撒全在这一个痰盂里解决。 这不是李芳第一次和死神打交道，1928年追随丈夫投身地下工作以来，她的命就一直悬在裤腰带上。 早在1929年秋天的汉口码头，她就干过更惊心动魄的事，那时候，她和战友饶漱石假扮夫妻，把二十张传单藏在怀里婴儿的尿布夹层里。 当日本巡捕拎着警棍搜过来时，孩子正巧尿了，李芳扯下那块湿漉漉、沾着秽物的尿布，当着日军的面晃荡：“太君要查这个吗？”那股腥臊气让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落荒而逃。 到了1931年的长春，敌人玩起了科技手段，为了抓捕潜伏者，日军弄来了德国造的心率检测仪，理由很滑头：干了大事的人，心跳肯定快。 轮到李芳时，检测仪的电极片刚要往手腕上贴，她突然狠狠掐了一下怀里的孩子。 孩子哇地哭开了，李芳一边流泪一边哄，等机器测出来“120次/分”的高频心率时，她涨红着脸喊：“孩子呛了风，我这当娘的心都要碎了！” 军医瞅了眼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不耐烦地摆摆手，让她过了关，谁能想到，那120次的心跳里，一半是母性的心疼，另一半是对敌人的嘲弄。 回到1932年的沈阳，那间小杂货铺早就成了我党在伪满洲的一处钉子，屋檐下挂着的23个干辣椒不是为了下锅，那是李芳的“眼睛”，第五个辣椒芯里藏着胶卷，第九个缠着头发丝。 有一天黄昏，李芳发现门口盯梢的人换了生面孔，她走进屋抓起一把南瓜子撒在柜台上，趁着特务们过来抢食的乱劲，用指尖迅速拨弄瓜子壳，在大理石面上摆出了一个“撤”字。 地窖里的同志听着排水管里传来的三长两短敲击声，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里。 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36年，那一年的李芳，已经从杂货铺的老板娘，变成了率领四团战士突袭日军弹药库的指挥员。 那是哈尔滨郊外一个火光冲天的夜晚，行动暴露后，李芳没有选择后退，她抱着必死的念头，带着战士们左右开弓杀进了火药堆。 “同志们，不炸了这儿，对不起死去的战友！”她的喊声在密集的枪炮声中格外的稳，她从怀里掏出20公斤TNT炸药，上面竟然还绑着杂货铺里带来的煤油灯碎玻璃，这是她多年的经验，碎玻璃炸开后威力倍增。 冲天的爆炸声响起前，李芳拖着中弹的右腿，用尽最后的力气扳动了铁轨上的道岔，满载着炮弹的列车顺着轨道，像一头狂奔的巨兽，狠狠撞向了日军的大本营。 李芳躺在冰冷的铁轨上，望着哈尔滨方向升起的启明星，恍惚中，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寒冷的杂货铺，看见丈夫在桌上用烟斗敲出熟悉的暗号，节奏轻快，像是迎接新一天的黎明。 信源：保密工作2022-08-20——《李芳：锡伯族女地下党员的传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