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金门某驻防连长突然失踪，轰动整个台湾。面对官方审问，他的妻子一脸茫然，只记得丈夫曾说：“如果我哪天忽然失踪了，你不必担心，早晚咱还有重逢的一天。” 一九八七年夏天，北京的校园里树荫不少，有人记得一位从海外回来的学者，常常抱着几本书走过走廊。门牌上的名字叫林毅夫。 很少有人会把这个名字，和八年前金门海边那个突然消失的上尉连长联系在一起，通缉令挂在台湾，讲台立在北京，中间横着一条海峡。 采访时，有记者提到台湾方面的说法，说那边认定他叛逃，罪名要是落实了，顶格可能是死刑。 他听完，只说了一句挺硬的话，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意背着这口锅，像扛着十字架一样，一直扛到那段不幸翻篇。 时间往回倒，一九七九年的金门夜里，点名号声吹过，队伍站好了，连长的位置空着。营区里起了骚动，搜索、询问、盘查压上去，还是查不出一点痕迹。 一个在台湾风头正劲的“十大杰出青年”，说没就没了。 宜兰老家的门被敲响，陈云英被叫去问话，一屋子的官员盯着，她一遍遍说不知道。 脑子里转来转去的，是丈夫不久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哪天忽然失踪，不用太担心，总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当玩笑听过去，这一刻拿出来回想，心里直往下沉。 搜寻无果之后，只能按照“死亡”处理。抚恤金送上门，表格填好，人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母女几个人发愣。 亲戚邻居只是摇头叹气，这样一个读过台湾大学的军官，说没就没了。 再往前推，一九五二年，他出生在宜兰，后来一路考进台湾大学。按部就班读下去，完全可以走体面安稳的道路。 大学期间，他拐了个弯，放下学生身份，报名参军，往很多同龄人都躲着走的方向钻。 军中的日子并不好熬，他咬牙挺过。荣誉一件件叠上来，“台湾十大杰出青年”的奖项砸到头上，金门陆军上尉连长的任命书也到了手里，还被蒋经国叫去见过面。那几年，他是模范青年，前途几乎写在明面上。 金门的营房离海不远，他常常站在岸边，看着对岸那条亮起灯光的海岸线。 身边的战士只当他在吹风，他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套账。消息一条条传过来，大陆内地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工厂、城市这些新名词在人群里流传，他越听越觉得，那边才是真正的明天。 这种感觉在心里窝久了，总要变成一个动作。 回家探亲时，他给妻子打了个招呼，话说得轻描淡写，如果哪天忽然不见了，不必太怕，早晚还有重逢的一天。陈云英听完，只当丈夫爱开玩笑。 几天之后，他在金门海边悄悄做了路线规划，算距离，算潮水，像学生时代的演算题。夜色合适的时候，衣服一脱，人就扎进台湾海峡，朝着那条灯火更密的方向游过去。 那是通讯设备还不发达的年代，人可以在海面上起伏，却不在任何报表里留下水花。 另一边的海岸线越来越近，他登上大陆的土地时，身后那一串军衔、荣誉和抚恤金都变成旧账。大陆方面了解了他的来历和选择，对这个年轻军官的爱国倾向很看重，把他安排进北京大学，从头学起政治经济学。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叫林毅夫，把过去那一段先压在心里。 校园里的日子单纯又紧绷，他一边补理论，一边盯着中国经济起势的现实，试着把两边对上号。在国家举荐下，他被送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 有一件旧事一直没收尾，宜兰老家的妻子和孩子，还停在“烈士家属”的位置上。 一九八三年，他提笔写信给陈云英，把这几年从金门到北京再到美国的轨迹写清楚，也说明自己的打算。那封信跨过海峡，到了那间经常被眼泪打湿的屋子里。 陈云英打开信，原本认定的“死亡”被推翻，先前那句“失踪不用担心”像突然从远处回响过来。 收拾行李，带上孩子，她去了美国。 在那边，没有只做家庭主妇，而是走进校园。先在宾州的爱丁堡大学读书，后来又到乔治华盛顿大学专攻特殊教育，把心思放在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身上。 一九八七年，学业告一段落，美国好几家企业伸出橄榄枝，给职位，给待遇，还给长远安排。 夫妻俩想得很明白，这些条件再诱人，也比不上回到自己土地上的踏实感。 当年从金门游向大陆，为的不是换一个舒适个人生活，而是把自己放进一件更大的事里。 回到北京之后，林毅夫把精力放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写报告，做研究，把在海外学来的东西一点点消化再转述。陈云英则投身特殊教育，从制度到课堂，一层层往下推，帮一批又一批孩子和家庭看到路。 多年过去，台湾的通缉令还挂在那里。 提起这一页，他没有回避，只是希望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隔阂，能早点有个说法，别一直压在下一代头上。当年那一夜跳进海里的决定，是个人命运的转弯，也是对整块土地的一次投票。 金门海边的风到现在还照样刮，那片海水也照样在两岸之间翻涌。 有人提起一九七九年那桩“连长失踪案”，记忆里会浮现出营区的号声和宜兰老屋里的哭声，也会想到北京课堂上的粉笔印和特殊教育课堂里孩子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