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走到最后的时候，真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年的时间，一路的鏖战，艰难跋涉了两万余里，人数从起初的8万余人，损失了90%之后，只剩下了数千人。腊子口之役过后，这支数千人的队伍竟又减员了1500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时，那是浩浩荡荡的8.6万大军。可是等到一年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你猜剩多少？约7000人。这还没算完，咱们看看其他几路：红四方面军最强盛时有10万兵力，最后和一方面军会师时，哪怕加上了后续部队，也不足4万人；红二方面军出发时1.8万人，到了陕甘苏区还剩1.1万人。 这里头有个“另类”，就是最先到达陕北的红25军，被誉为长征先锋。他们从河南罗山出发时2900多人，到了陕北居然增加了800多人，成了唯一一支没有减员反而增员的队伍。但这属于特例中的特例，对于绝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长征就是一条铺满鲜血的路。 有人做过统计，平均每走1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 哪怕是在今天，咱们开车走高速，100米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可在那会儿，那就是一条鲜活生命的距离。更让人心碎的是，这群人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这不仅是数字的减员，更是精神的极度考验。 咱们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这苦，真不是一般人能扛的。红一方面军这367天里，行军走了约267天，平均每天要走93里路。 最典型的是飞夺泸定桥前的那场奔袭。红四团在下大雨的山路上，一昼夜奔袭120公里！ 这在世界陆军徒步行军史上都是个罕见的纪录。按现在成年人正常步行速度，你得不吃不喝不睡走上27个小时。可他们做到了，为了什么？为了活下去，为了那点星星之火不被掐灭。 在这条路上，有一种痛，叫“无声的告别”。 开国上将王平，几十年后提起一件事还会哭。那是过草地的时候，一个营的部队失联了，彭老总让他去找。他跑到班佑河边，远远看见几百号人坐在河滩上，一动不动。他当时还挺高兴，喊着：“总算找到了！” 可是无论怎么喊，那边就是没动静。等他跑近了一看，红11团2营700多名战士，背靠背坐着，已经全部牺牲了。 他们没倒下，就那么坐着，在这片死寂里化成了雕塑。王平将军后来说：“那天太安静了，没有鸟飞，也没有鸟叫。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他们还都是一群15、6岁的孩子呀！” 这种场景，比任何电影都要震撼。没有枪林弹雨，饥饿和寒冷就足以收割整个建制的生命。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还要走？或者说，为什么一开始会败得这么惨？ 这事儿得往根子上刨。说白了，就是教条主义害死人。 长征前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丢了。当时的指挥权在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手里。这李德是个德国人，只会拿着地图指挥，根本不懂中国的山山水水。他们搞“堡垒对堡垒”、“正规战”，拿红军的血肉之躯去碰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这能不败吗？ 最惨烈的是湘江战役。这一仗，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直接锐减到3万。红34师作为后卫师，6000将士几乎全军覆没，鲜血把湘江水都染红了。 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在担架上，他竟然从腹部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自尽！这种决绝，这种刚烈，鬼神都得惧三分。 湘江一战，把红军打醒了，也把中国共产党打到了悬崖边上。当时的红军，就像个蒙着眼睛的巨人，被人牵着鼻子往绝路上走。博古他们还要去湘西钻蒋介石的口袋阵，这时候，毛泽东站出来了。 他愤怒地说：“事实证明，你们能想到的，蒋介石都想到了，现在你们该想一想，什么是蒋介石想不到的！” 这就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这个古代夜郎国的首都，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一次成年礼。这不仅仅是换了指挥官，更重要的是换了脑子。 我们终于明白，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苏联的经验救不了中国红军，还得靠我们自己了解的这片土地。 毛主席复出后，那真是“神操作”不断。四渡赤水，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调动得团团转。红军不再是死磕硬打的莽夫，变回了那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幽灵”。 你们看毛主席那首《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写得多豪迈！但你们知道吗？这首词写在长征最艰难的时候。这种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局势的透彻分析和对信仰的绝对自信上。 长征这一路，目的地改了至少六次。从最开始想去湘西，到想去川黔边，再到最后落脚陕北。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支队伍在绝境中始终保持着弹性，始终在寻找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