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妻子刚去世，快80岁的茅以升就和6个孩子商议，想要续娶，当他说出女人的名字时，孩子们大变脸色，6个孩子全都扬长而去，终生未与他再相见。 那天的家庭会议是在北京一座老宅里开的，屋里还挂着茅以升夫人戴传蕙的遗像。孩子们围坐在木桌旁，心里都明白父亲年纪大了，孤单是难免的。可当茅以升缓缓说出想娶的人是“权桂云”时，气氛一下子凝固了。权桂云是茅以升在建筑工程领域结识的助手，比他小三十多岁，平时来往密切。长子茅于越当场摔了茶杯，二女儿茅玉麟站起来就走，其余弟妹也纷纷离席，连晚饭都没吃。 孩子们的反应，不是简单的介意年龄差距，而是掺杂了对母亲戴传蕙的感情。戴传蕙是茅以升的结发妻，陪他从唐山交大毕业，走南闯北，在钱塘江大桥的勘测和建造中，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是公认的贤内助。抗战时，茅以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修桥，戴传蕙带着孩子在后方颠沛流离，从无怨言。她的去世，对六个孩子来说是天塌了一半，而父亲在母亲丧期未过就提续弦，还选了这样一个“外人”，让他们觉得是对母亲的背叛。 权桂云的背景，在孩子们眼里也“不体面”。她不是名门出身，也没有显赫的学历，在茅以升主持的工程项目中做资料员，常伴左右。孩子们认为，她与父亲的关系早已超越工作范畴，是“夺走母亲位置的第三者”。他们甚至翻出一些旧事，说权桂云曾借茅以升的名望为自己谋利，在业务往来中占便宜。这些传言未必全真，但在丧母的悲痛中，孩子们只愿意相信最坏的一面。 茅以升没料到孩子们会如此激烈。他一生在桥梁和工程学上追求精确，却没算准家庭情感账。他试图解释，说权桂云能在生活上照顾他，也能在业务上协助，是“老来伴”，可孩子们听不进去。在他们心里，母亲的位置无人可替，父亲的再婚就是抹杀母亲一生的付出。那次不欢而散的会议，成了茅以升与子女们最后的公开交流。 此后，茅以升与权桂云结婚，搬离了老宅，住进单位分配的宿舍。孩子们再没登过门，逢年过节也不联络。茅以升的日记里，偶尔会提到“孩子们不来，心里空落”，但没再强求。权桂云在婚后确实照顾他的起居，替他整理工程手稿，陪他出席一些学术活动，可家庭裂痕已无法弥合。 戴传蕙的子女，后来在各自领域都有建树，但始终不与父亲和继母往来。他们把对母亲的感情，转化成对父亲再婚决定的终身不谅解。这种决绝，在当时的社会并不多见，却真实反映了传统家庭观念与现代婚姻选择的冲突。对孩子们来说，忠贞与守节，不只是道德要求，更是情感底线。 茅以升的晚年，在专业上依旧活跃，参与桥梁工程咨询，编写回忆录，可家庭关系始终是他未愈合的伤口。他晚年的文章里，常出现“家”这个字，但几乎不提子女。权桂云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阶段，可她始终没被这个家庭接纳。 这段往事，今天读来仍让人唏嘘。它让我们看到，在个人幸福与家庭情感之间，有时没有两全之策。茅以升的选择，或许有他的孤独与无奈，但孩子们的愤怒，也源于对母亲深沉的爱与敬。代际之间的裂痕，一旦在关键节点形成，往往再无机会修补。 这不仅是茅以升一家的私事，也是那个时代家庭伦理的一个缩影。在情感与礼法、个人与家族的拉扯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立场背后，是难以量化的爱与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