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员马识途正准备回公馆，却看到保姆坐在门口，还警惕地盯着他，马识途意识到，肯定出问题了，要不然保姆不会这样！ 马识途是四川忠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在那里接触到进步思想，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名文职官员，住在成都的一处公馆里，家里雇了个五十多岁的保姆张妈。 这张妈不是一般人，她是马识途母亲的老乡，年轻时在家乡参加过妇女救国会，因为丈夫被当地保安团打死，带着孩子流落到城里，被马家收留。她平时不多话，手脚勤快，把马家上下照顾得妥妥当当，但马识途知道，她心里有数，自己的身份她或许猜得到几分。 那天傍晚，马识途从外面回来，照例在街角的小面馆吃了碗担担面，正要拐进公馆大门，就看见张妈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手里纳着鞋底，眼睛却时不时往巷口瞟，眼神里透着紧张。 平常这个点，她要么在厨房忙活，要么在院子里晾衣服，绝不会这么闲地坐在门口盯着人看。他脚步顿了一下，没急着进去，假装整理衣领，余光扫过巷口——两个穿便衣的人在来回踱步，不像普通市民。他心里一沉，明白公馆已经被盯上了。 他没敢贸然回家，转身绕到后院，翻过矮墙，顺着小巷往同志约定的联络点走。路上他回想最近的活动，前两天刚把一份关于川军布防的情报送出去，可能是这事儿走漏了风声。张妈的异常，其实是在提醒他：家里有情况，别进去。地下工作的纪律他懂，个人安危事小，情报网不能断。他加快脚步，避开主街，钻进一片棚户区，那里小路纵横，陌生人进去容易迷路。 到了联络点，是个卖杂货的小铺子，老板姓周，也是地下党员。马识途低声说：“张妈在门口盯我，巷口有便衣，公馆出事了。”周老板脸色一变，马上关了店门，从后屋拿出一张纸，上面是新的接头暗号和备用路线。他告诉马识途，上午有同志被捕，供出了几个联络点，组织怀疑马家公馆也被监控，让他暂时别露面，情报改由其他渠道传递。 马识途在周老板的安排下，住进城外的一间农舍，白天帮农民收稻子，晚上用油灯写密报。他惦记张妈，不知道她有没有被牵连。过了三天，有交通员带来消息，说张妈被带去问话，但她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只承认自己是雇来的保姆，别的闭口不谈。国民党特务没从她嘴里挖出东西，加上马识途早已转移，就把她放了。她回到家，收拾了几件衣服，托人带话给马识途，说“家里没事，你放心”。 这事让马识途更清楚，地下斗争不光是传递情报、躲避追捕，还得依靠群众的默契。张妈未必知道他的党员身份，但她察觉到异常，用最笨的办法——坐在门口盯着，给他报信。这种来自底层的警觉，比任何密码都可靠。后来成都解放，马识途公开身份，回公馆接张妈，要给她安排工作，她却摆手说：“我大字不识几个，就会干活，给我口饭吃就行。” 1949年的成都，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地下党员在刀尖上走，老百姓在旁边悄悄递个眼神、留扇门、塞块饼，都是帮忙。马识途的脱险，不是他一个人机灵，是整个网络在动。张妈的警惕，是人民战争里最真实的注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