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被捕的上海江湾区的游击纵队队员们。在拍完这张照片后不久，他们全部英勇就义。此时，他们腰间扎着草绳，光着脚，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满身伤痕和血污。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被反动派关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无奈的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 照片里的光线很暗，是在江湾警察分局的临时牢房拍的，相机是国民党特务从没收的进步人士那里搜来的。这些队员大多是附近的工人和学生，有的才十九岁，是地下党从纺织厂、码头招来的。他们参加的是“江湾区人民自卫队”，主要任务是破坏国民党的军运线，给解放区送药品和情报。1948年秋天，因为叛徒出卖，他们在一次夜袭铁路桥的行动中被包围，子弹打光了，几个人跳河逃生，最后还是被抓了回来。 关进牢房的第一晚，特务用竹签钉他们的指甲，问谁是队长。没人吭声，年纪最小的陈阿四疼得满地打滚，还是咬着牙说“不知道”。特务又把他们吊在梁上，用浸水的麻绳抽，后背的皮肤裂开一道道口子，血顺着裤腿滴到地上。第二天提审，队长老周被绑在老虎凳上，膝盖骨都被砸裂了，他抬头看着墙上斑驳的标语“戡乱救国”，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说：“你们救的是哪个国？是资本家的国，不是我们的。” 牢房里没有窗户，只有头顶一个小通气孔透进灰蒙蒙的天光。他们白天被押去审讯，晚上互相包扎伤口。小陈的脚被铁镣磨得露了骨头，老周用撕下的衣角给他裹上，说：“等出去了，咱去苏北根据地，那里有医生，能治好。”可谁都知道，出去的机会几乎为零。特务头子曾暗示过，只要他们写悔过书，供出其他同志，就能活命，甚至给个工作。老周把纸撕了，扔到火盆里，火苗映着他的脸，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人不再过这种日子，现在死了，也算值。” 拍照片那天，是1948年11月3日，特务说“留个纪念”，其实是想吓唬其他地下党。相机咔嚓一声，二十多张年轻的面孔定格在胶卷上，有的瞪着眼睛，有的低着头，但眼神里没有求饶。拍完照，他们被押到刑场，就在江湾飞机场旁边的荒地里。行刑前，老周把藏在鞋底的党员名单吞了下去，说“不能留给敌人”。枪响的时候，小陈还喊了一句“共产党万岁”，声音被风吹散，混在初冬的寒风里。 这些年轻人的背景很普通。老周是上海本地人，父亲是黄包车夫，他十四岁就进印刷厂当学徒，因为看不惯工头打人，加入了地下党。小陈是苏北逃荒来的，在码头上扛包，一天挣两斤糙米，饿得头晕眼花，听到有人讲“穷人要翻身”，就跟着走了。他们没读过多少书，却懂得一个理：自己多吃点苦，后面的孩子能少吃点。 解放后，江湾区的烈士名录上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但很多人只有姓，没有名，因为档案被国民党销毁了。1960年代，当地政府在刑场旧址立了块碑，上面写着“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偶尔有老人路过，会指着碑说：“这里埋着一群好小伙子，当年腰扎草绳，光着脚，却比谁都硬气。” 这些二十出头的生命，在最黑暗的时刻选择了燃烧自己。他们没看到上海解放的红旗，没坐上庆祝游行的卡车，可他们用最后的倔强，替后来的我们换来了不用在牢房里等死的日子。历史书里可能只记下一行字，可那行字背后，是二十多个活生生的人，是二十多段没来得及展开的人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