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王定烈乘车去剿匪，途中得知参谋在出发前打了电话，感觉不对劲，下令原路返回。第二天，侦察科长说：“昨天幸亏回来了，一股土匪在半路埋伏，要伏击你。” 这事在当时的鄂西军区传得很开。王定烈是老红军，从川陕苏区一路打到解放，打过军阀、打过鬼子，也打过硬仗。可他这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被“安排”行程，更警惕任何临时的变化。那天一早，他按计划去鹤峰方向，车队刚出恩施城，就听参谋说，自己临走前接了个电话，是军分区留守处打来的，说有急件要交。王定烈问电话内容，参谋支支吾吾，只说“没什么要紧的，就是问我们几点出发”。 王定烈当时就皱了眉。他当过侦察员，对细节很敏感——正常情况，这种电话应该由通信员转达，或者等他回来再处理，怎么偏在出发前由参谋接？而且参谋的语气不自然，像在掩饰什么。他没当场发作，只说“回城，查一下”。车队掉头，回到军分区，他让警卫员把电话记录拿来，又问值班室，昨天下午谁打过电话到参谋这里。一查，发现是当地保长报的信，说有“不明身份的人”在去鹤峰的必经之路上转悠，形迹可疑。 王定烈心里一紧。他判断，这很可能是土匪提前得到消息，设了埋伏。那一带山高林密，路窄弯多，真要中伏，损失会很大。他立刻让侦察科去核实，并调了一个排的兵力，沿着原路线悄悄侦查。第二天早上，侦察科长满脸汗水跑回来报告：前一天下午，确实有上百名土匪在必经的山坳里埋伏，砍树拦路，还架了两挺机枪，等着“一网打尽”剿匪部队。 这股土匪的头目叫赵麻子，原来是国民党溃兵，纠集本地惯匪，专门袭击解放军小分队和运输队。他们能提前知道王定烈的行踪，说明内部有人通风报信。事后调查发现，参谋在出发前打电话，其实是土匪安排的接头暗号——电话里说的“几点出发”，就是约定动手的时间。参谋被抓后交代，他是受人胁迫，如果不配合，家里人会被带走。王定烈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这样的人不能用，但要交代清楚，我们是剿匪，不是清算无辜。” 这事之后，王定烈亲自整顿军分区的保密纪律。他规定，凡是涉及首长行动的命令，必须由两个人以上知晓，通讯必须用加密方式，临行前不得接私人或无关电话。他还把那次埋伏的经过做成案例，在干部会上讲，说“战场上的情报，比子弹还重要，一个疏忽，就是血的教训”。 王定烈能逃过这一劫，不是运气，是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警觉。他经历过长征，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能葬送整支队伍。那次原路返回，表面看是耽误了时间，实际上保住了指挥中枢。如果真中了埋伏，不仅他个人危险，整个恩施军分区的剿匪计划也会被打乱，土匪会趁机扩大地盘，老百姓又要遭殃。 从更大的背景看，1950年的鄂西剿匪，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时，留下大量散兵游勇和土匪武装，他们熟悉地形，和当地豪绅勾结，经常袭扰交通线和乡村。解放军要稳定后方，必须清剿这些势力。王定烈作为军分区司令员，处在最前线，任何闪失都会影响全局。他能从一通电话里嗅出危险，及时改变行动，体现的是基层指挥员在复杂环境下的应变能力。 这事也提醒我们，战争不只是拼火力，更是拼信息、拼心理。土匪的算盘是打准了“领导出行”这个机会，用伏击制造震慑，可他们没料到，王定烈比他们更谨慎。那次化险为夷，为后续的剿匪行动争取了主动权，也让部队上下更重视情报安全。 王定烈后来升任空军副司令员，但恩施那次“原路返回”，一直是他常挂在嘴边的案例。他说，当指挥员，最怕的不是敌人凶，是自己人疏忽。那天的决定，值一条命，也值一次胜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