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宋时轮开着吉普车，误打误撞闯入国军阵地，被国军一个营包围，谁知国军营长却小声说道：“别怕，我是自己人！” 1948年11月5日晚上。 此时的徐州，空气里都弥漫着火药味。华野和中野的夹击之势已经形成，老蒋的徐州剿总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宋时轮有个习惯，打仗前非得自己去前沿看看地形心里才踏实。那天晚上，他和政委刘培善带着4个警卫员，开着一辆吉普车就出了门。 问题出在了向导身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加上方言的误差，向导把“沙沟”听成了“韩庄”。这一字之差，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韩庄可是大运河北岸，正儿八经的国军第3绥靖区防区。 吉普车大摇大摆地开到了韩庄村口，百米开外，“呯呯”两声枪响划破夜空。紧接着就是那句熟悉的喝问：“缴枪不杀！” 这时候想跑？晚了。一群端着大盖帽的国军士兵瞬间蜂拥而上，黑洞洞的枪口直接怼到了车窗前。 这时候，咱们的宋司令展现出了极高的心理素质。既然跑不掉，那就赌一把大的。当那个叫王世江的国军营长走过来盘问时，宋时轮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先发制人。 王世江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警卫员抢着答：“侦察兵。” 但这显然糊弄不过去，几个人被带到了营部。到了灯光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王世江再次逼问身份。 宋时轮心一横，决定亮出底牌，用气势压倒对方。他大声说道：“我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我们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 接下来的这一幕，比戏剧还戏剧。 王世江听到“宋时轮”三个字，啪地一个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是国军第59军111团3营营长王世江，请长官训示！” 王世江看着众人惊疑不定的表情，也不藏着掖着了，压低声音抛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宋司令，我是地下党员。” 其实王世江这颗钉子，早在十年前就埋下了，而逼他走上这条路的，恰恰是国民党自己。 把时间拉回1937年。那时候的王世江，还是29军的一名热血班长。卢沟桥事变，他带着大刀跟鬼子拼命；在河北泊镇，他为了掩护师长何基沣突围，左臂被打得粉碎性骨折，肉都被打飞了一大块。 王世江受了重伤，辗转被送到了兖州的国军医院。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内部那种令人作呕的等级歧视露出了獠牙。兖州那是中央军嫡系的地盘，中央军的伤兵住病房、睡床铺、吃大米，领10块钱慰问金；王世江这种“杂牌军”伤员，只能睡地铺、吃粗粮，伤口每天就拿盐水冲一下，慰问金减半。 更绝望的是医生。医生解开王世江那已经发臭、长蛆的伤口，冷冰冰地丢下一句：“锯了吧，保不住了。” 王世江死活不干。那个医生也不管，就那么晾着他。 好在，医院里有个年轻医生动了恻隐之心，告诉王世江一个土办法：刮骨疗毒。没有麻药，王世江嘴里咬着块手帕，硬是让医生用小刀把伤口里的腐肉和发黑的骨头一层层刮掉。 伤好之后，他和一帮被虐待的伤兵把医院给砸了。从那一刻起，他对国民党彻底死心了。他看透了这个政权的本质：腐败、冷漠、派系林立，根本救不了中国。 就在他准备去延安投奔八路军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找到了他。当时的地下工委书记邱晓亭对他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你去延安只是多了一支枪，但你留在旧军队里，将来能拉出一支队伍，作用更大。 王世江听进去了。1938年秋，他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潜伏，就是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他活得像个走钢丝的人。他要应付国民党的特务，要和那些只想升官发财的同僚周旋，还得时刻准备着为组织出力。 他还干过一件大事。现在的开国大将王树声，他的夫人杨炬当年怀孕需要转移。王世江利用自己的身份，硬是搞到了通行证，用自己的妻儿做掩护，把杨炬平安送到了新四军军部。 这样一个有着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这个关键的夜晚，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接住了误打误撞闯进来的宋时轮。这哪里是运气？这是我党长期以来“闲棋冷子”战略的巨大胜利。 那天晚上在营部，王世江向宋时轮交了底：“我同敌工部杨斯德有联系，陈毅司令员的命令我收到了，正在待命。” 宋时轮听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笑着说了句大实话：“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宋时轮当机立断，命令王世江率全营起义。王世江动作极快，支走了身边的特务参谋，连夜通知一营、二营，整个团就这样在夜色掩护下，向着指定地点开拔，把大运河的防线让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两天后，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两万多人在贾汪起义，彻底敞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如同决堤的洪水，直插徐州，黄百韬兵团的退路被瞬间切断。 宋时轮回到驻地时天已经大亮，政治部主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谁能想到，司令员出去溜达一圈，不但毫发无损，还顺手牵羊带回来一个团？部队里后来编了个顺口溜：“宋时轮司令员，带了四个警卫员，没费一枪和一弹，带走冯治安一个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