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

1997年，士兵江国庆强奸女童被判死刑，枪决前江国庆咬牙切齿地诅咒说：“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十四年后，真正的凶手落网，法院却判真凶无罪当庭释放。   事情要从1996年9月说起，在台空军作战司令部餐厅厕所外的水沟旁，有人发现了5岁谢姓女童的尸体。   法医解剖后证实，女童先被闷死，下体再遭钝器插入造成撕裂，死状凄惨到让人不忍直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遭遇了如此残忍的对待，任谁都难以接受。   这起恶性案件偏偏发生在军方营区内，让台军方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承受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为了平息舆论，他们立下军令状，扬言要限期破案。   案发仅仅23天后，军方就大张旗鼓宣布破案，嫌疑人正是当时在营区福利社服役的年轻士兵江国庆。   这份过于仓促的结论，满是疑点，可军方却拿出了所谓的“铁证”，声称在案发现场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一张沾有女童血液的卫生纸，上面还检测到了江国庆的体液，还强调营区内四名被调查的士兵中，只有江国庆没有通过测谎。   这两个看似关键的证据，成了他们给江国庆定罪的全部依据，可江国庆自始至终都坚称自己无罪，他急切地辩解，那张卫生纸被扔在杂乱的垃圾桶里，早就被其他垃圾污染，根本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测谎本就不能当作法律证据，更何况过程是否规范也无人查证。   只是江国庆不知道，从他被锁定为嫌疑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急于破案的军方眼里，他的所有辩解都只是“狡辩”。   等待江国庆的，不是公正的调查，而是毫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办案人员为了让他认罪，用尽了各种手段，给他戴上眼罩隔绝光线，用强光持续照射他的眼睛，强迫他反复观看女童的解剖录像，甚至把侦讯室刻意布置成灵堂的样子，用肃杀的氛围摧毁他的心理防线。   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这个年轻的士兵终究扛不住了，被迫签下了那份所谓的认罪书，可他在法庭上立刻翻供，诉说自己被刑求的遭遇，只是军事法庭对这些疑点视而不见，对证据链的漏洞避而不谈，几乎全盘采信了军方的说法，初审就直接判处了江国庆死刑。   江国庆的家人不甘心，四处奔走申诉，希望能找到翻案的机会，可所有的努力都石沉大海，复审依旧维持原判，没有人愿意去质疑军方的结论，也没有人愿意为一个普通士兵的清白较真。   1997年，江国庆被押赴刑场，枪决前他看着眼前的人，咬牙切齿地诅咒，字字泣血：“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冤枉屈打成招的，我一定要化为厉鬼向害我的人索命！”这是一个无辜者最后的绝望呐喊，那年他不过二十出头，本该拥有大好的人生，却成了军方急于结案的牺牲品，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被荒唐的审判草草终结。   而这起案子的疑点，从来都没有消失，民间的质疑声也从未停止，台当局监察院历经多年调查，终于发现了大量办案违规的证据，要求重启调查，这起尘封的冤案，才终于有了转机。   十四年后，办案人员重新鉴定当年的所有证物，在案发现场厕所窗户的木条上，发现了半枚掌纹，比对后和当年营区的另一名士兵许荣洲完全吻合，木条上的血迹也检出了女童的DNA，铁证面前，许荣洲坦承了自己才是杀害女童的真凶。   更让人愤怒的是，其实早在江国庆被判死刑前，许荣洲就曾因性侵女童案落网，还主动自首过杀害谢姓女童的事实，他能精准描述从未对外公布的案发现场和细节，可当时的办案人员为了维持自己“破案”的结论，直接无视了这份关键线索，任由真凶逍遥法外。   所有人都以为正义终于到来，能告慰江国庆的冤魂，也能给受害女童的家人一个交代，可法院的判决却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竟以追诉时效已过为由，判处许荣洲无罪，当庭释放。   更让人寒心的是，当年参与刑讯逼供、草率办案的军方人员和相关法官，也都以超过追诉期为由被不起诉，他们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制造了一桩冤案，害死了一个无辜的人，最后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江国庆的家人最后拿到了所谓的国家赔偿，可冰冷的钞票，永远换不回那个年轻的生命，也抹平不了他们十几年的伤痛，而受害女童的家人，看着真凶逍遥法外，同样无法得到真正的慰藉。   这起冤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办案失误，而是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的恶果。军方为了平息压力、完成破案指标，无视司法程序和证据规则，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制造冤假错案，而后续的司法体系，又用追诉时效作为挡箭牌，纵容了罪犯，包庇了失职者。   法律的初衷本是惩治罪恶、守护正义，可在这起案子里，法律却成了某些人推卸责任的工具，无论是被冤杀的江国庆，还是惨遭不幸的女童，都成了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这桩案子留下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永恒悲剧，更是对司法公正的沉重拷问，如果法律不能维护清白者的权益，不能惩治真正的罪犯，那它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十几年的沉冤看似昭雪，可正义从未真正到来，江国庆刑场上的那句诅咒，成了刺在司法体系上的一根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