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前线，不愿丢弃战友遗体的汪斌，被越南记者团团围住。他也是这场战斗中，我军唯一被俘虏的军官。此时，他一身军装，表情凝重，被迫面对越南的记者，显得十分无奈。但作为俘虏，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天的老山，雨刚停，泥土还带着血腥味。汪斌是14军40师118团的副指导员，战前刚从军校毕业没几年，平时爱给战士们讲战术理论，可真到了阵地上，他比谁都冲得猛。 战斗打到下午三点，他带着突击队往1072高地摸，半路上看见二班班长李二牛倒在土坡下——李二牛是四川人，上个月才给家里寄了照片，说等打完仗就回去娶媳妇。汪斌蹲下来摸李二牛的脉搏，已经凉了，可他还是把李二牛的遗体往背上拽，手抠进泥里，指甲盖都翻了，血混着雨水往下滴。 就在这时，侧面的草丛里突然响枪，越军的冷枪打穿了他的左腿，他一个踉跄摔在地上，李二牛的遗体压在他身上，压得他喘不过气。等他再抬头，周围围了一圈越军，为首的举着相机，镜头对着他，闪光灯闪得他睁不开眼。翻译跑过来，用生硬的中文说：“记者问，你为什么不肯丢下战友？”汪斌咬着牙，血从嘴角流下来，他说：“他是我的兵，我带他出来，就得带他回去。” 后来他被押到河内的战俘营，关在一个十平米的牢房里，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一碗稀粥。越方想让他写“悔过书”，说只要签了字，就能放他回中国。他坐在木板床上，摸了摸口袋里李二牛的照片——那是战前李二牛塞给他的，说“副指导员，我妈要是问起我，你就给她看这个”。他把照片贴在胸口，对越方说：“要我写悔过书，除非我忘了自己是中国军人。” 战俘营里的日子过得慢，可他没闲着。每天天不亮，他就用指甲在墙上划正字，数着离回家还有多少天；晚上躺下来，他给李二牛的家人写信，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留下一张纸，上面写着“二牛是个好兵，我没护好他”。有次越方提审他，说“你这样没用，不如合作”，他盯着对方的眼睛，说：“我是中国军人，军人的脸，比命值钱。” 1990年，中越关系缓和，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汪斌被送回中国的那天，北京机场飘着小雪，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照片。接他的是14军的领导，握着他的手说“回来就好”，他没说话，只是把照片递过去，领导看了，红着眼眶说“我们记着他们”。 后来有人问他，被俘的时候怕不怕？他说：“怕，但更怕对不起李二牛，对不起身后的兄弟。我背着他走的时候，知道可能回不去，可我得让他们知道，中国军人不会丢下自己的战友。”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昆明的干休所，每天早上会去公园打太极，腰板挺得直直的，像当年在阵地上一样。有次孙子问他“爷爷，你当过英雄吗”，他摸了摸孙子的头，说：“不是英雄，是没给中国军人丢脸的兵。” 其实在那场战争里，像汪斌这样的兵还有很多。他们没立过一等功，没上过报纸头条，可他们守着最本真的东西——对战友的义，对国家的忠。那些说“被俘就是耻辱”的人，没站在过老山的阵地上，没摸过战友凉透的手，没尝过被越军围住时的绝望。可汪斌站住了，他用自己的方式，给“军人”这两个字，添了最沉的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