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耿维馥出生于1900年的沈阳商人家庭，那时东北经济活跃，她家经营银号生意，从小接触商业知识，接受私塾教育，学习算账识字。年轻时她拒绝多家求亲，选择独立生活，直到1921年遇见赵欣伯。他当时已从日本留学归来，带着法学博士学位，在东北政界谋职。赵欣伯早年经历坎坷，1887年生于河北宛平，加入清廷禁卫军，清亡后家境衰落，转入戏班谋生，后得资助赴日深造。耿维馥被他的经历吸引，两人结合，她改名赵碧琰，以纪念他前妻王碧琰。王碧琰曾用积蓄支持赵欣伯留学，于1919年病逝日本。婚后赵碧琰生子赵宗阳，家庭表面稳定，但赵欣伯的亲日倾向渐露。 赵欣伯1926年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利用日本关系，提供情报给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后，他公开支持日军占领，参与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发表独立宣言，推动伪满洲国建立。他提出国号满洲国，并建议改长春为新京，被称伪满洲国的产婆。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他任首任立法院院长，利用职位敛财，积累大量非法收入。伪政权内部贪腐盛行，他从溥仪处获建国功劳金四十万元，又通过职权搜刮民财，财产迅速膨胀。赵碧琰目睹丈夫行为，但无力改变，只能随夫生活。1934年立法院职能弱化，他辞职，1937年以考察名义赴日，实际转移资产。 在日本期间，赵欣伯用敛得资金购置东京地产，包括银座商业区房产和箱根别墅，总面积达27500平方米。他委托日本律师铃木弥之助管理财产，立遗嘱指定赵碧琰继承。1943年他携妻儿赴日，避开伪满内斗，继续经营产业。二战末期，日本败局已定，他预感罪行难逃，1945年回国被国民党逮捕，以汉奸罪关押北平监狱。保释后藏匿，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再次被捕，在狱中自杀身亡。赵碧琰带子回北京，改名耿碧琰，隐姓埋名，做环卫工维持生计，每月工资仅50元，养活七口人。 赵欣伯死后，其日本财产无人继承，日本政府1950年估算价值240亿日元，后升值至两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30亿元。铃木弥之助试图侵吞，引发多人冒认继承人，包括167名自称亲属者，其中四个女人称赵碧琰。1962年日本媒体报道遗产无人领，中国侨办获悉，主动联系耿碧琰。起初她拒绝，视财产为不义之财，但侨办鼓励追回，以归还人民。1963年起，她委托东京华侨总会陈琨旺解除铃木委托权，开始跨国诉讼。 诉讼过程复杂，日本法院要求证明身份，她提供结婚证、子女出生记录和医院病例。赵宗阳证明自己左眼失明细节，佐证家庭背景。侨办垫付律师费，提供证据链，包括赵欣伯留学记录和伪满任职文件。法庭多次开庭，驳回冒认者，过程历时21年，从1964年至1984年。她多次赴日出庭，面对对手争辩，最终1984年9月7日东京法院判决，她胜诉，确认继承权。遗产包括地产、资金，总额30亿日元。 胜诉后，她决定捐出大部分财产，认为这些钱源于丈夫伪职时非法所得，本属人民。她捐24亿日元给国家，用于公益和基础教育，又追加5亿日元给日本中华文化教育财团，支持中国慈善事业。1984年她到政府部门办理捐赠手续，强调此举为丈夫赎罪。剩余部分用于家庭生活，她继续环卫工作，不改朴素习惯。社会赞誉其无私，但她视之为应尽责任。 赵碧琰的举动反映时代变迁，她从富裕少女到汉奸妻，再到普通劳动者，经历清末、民国、日据和新中国。丈夫赵欣伯的亲日行为导致家族沉浮，她选择捐款，体现个人对历史的反思。遗产案成为新中国最大跨国财产纠纷，涉及中日法律协调，侨办角色关键。她的故事显示，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不义财富终需归正途。 捐赠后，她在北京四合院安度晚年，1985年追加捐赠，1989年逝世，享年89岁。她的决定让子女摆脱汉奸后代阴影，重新融入社会。遗产来源虽污秽，但通过捐献转化为公益力量，支持教育和基础设施。类似案例提醒，历史罪行影响深远，需通过行动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