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杀了魏忠贤不久，大明朝就垮了？很简单的道理，你给魏忠贤一百万军费，他贪了40万，他能打胜仗。因为他知道最多只能贪40%，多了军饷不够，就会影响军队战斗力。 魏忠贤作为宦官，虽然以腐败和权力斗争著称，但他在一些方面的管理却保持了相对的“平衡”。 他很清楚自己的权力依附于王朝的存续，一旦军队因为缺饷哗变或是战场溃败，外敌攻入京城、内部民变四起，他的权势和性命都会瞬间化为乌有。 所以他的贪婪始终被框定在可控范围里，不会因为过度敛财毁掉王朝的根基。 明末的财政体系早已千疮百孔，皇族藩王耗费巨额钱粮，土地兼并让大量田地集中在士绅与富商手中，这些群体凭借特权拒不缴纳赋税，朝廷只能把税收压力压在底层农民身上，可农民早已贫困不堪，国家财政常年入不敷出。 魏忠贤掌权后没有遵循文官集团的旧规，而是绕过士绅阶层，直接对江南地区的富商、矿主、盐商征收商业税与矿税，还把澳门的贸易税率从 2% 提升到 10%，单是茶税一项每年就能为朝廷增收 20 万两，天启六年全国商税、矿税与盐税加起来，能为朝廷岁入增加超过一百万两，这些钱财一部分被他私吞。 另一部分则稳定输送到辽东前线，保障关宁军的军饷、粮草与军械供应，当时辽东战场面对后金的持续进攻，明朝军队始终能稳住防线，没有出现大规模溃败，核心就是军饷能够按时发放，士兵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军械粮草能够持续补给。 魏忠贤倒台后，东林党文官集团彻底掌控朝堂，这群文官以清流自居，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魏忠贤制定的所有工商税、矿税，彻底放弃对富商士绅的征税，转头把所有赋税压力全部加在底层农民身上。 天启朝国库年收入能达到 1800 万两，东林党掌权后国库直接腰斩，年收入跌到 900 万两，而辽东战场每年的军费需求就有 1000 万两，巨大的财政缺口根本无法填补。 朝廷没钱只能不断加征辽饷、剿饷、练饷，明末陕西、河南等地连年灾荒，农民颗粒无收，原本就活不下去，持续的加税直接把无数农民逼上绝路，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全国，明朝腹地陷入持续的战乱，朝廷既要应对边境的后金军队，又要镇压内部的起义军，兵力与钱粮彻底捉襟见肘。 辽东前线的军队处境也彻底恶化，魏忠贤在时，军饷即便被克扣一部分，依然能保障士兵的基本生活，东林党掌权后，一百万两军饷能被层层盘剥走九十万两，士兵常年领不到军饷，连温饱都无法解决，战马饿死、军械锈蚀破损，原本战斗力强悍的关宁军逐渐沦为毫无战力的散兵，面对后金的进攻一触即溃，边境防线不断向内收缩。 魏忠贤虽然专权，但不会随意打压能打仗的将领，袁崇焕、孙承宗等将领能够在前线安心部署防务，打造防线，东林党上台后，文官集团对武将处处掣肘，随意弹劾前线将领，稍有失误就会被革职问斩，袁崇焕被以通敌的罪名凌迟处死，孙承宗被迫辞官归隐，能征善战的将领要么被杀，要么归隐，剩下的将领为了自保不敢全力作战，军队失去核心指挥，战斗力彻底瓦解。 朝堂层面的平衡也彻底被打破，明朝一直有宦官制衡文官的传统，魏忠贤在时，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相互牵制，虽然内斗不断，但朝廷的政令能够顺利推行，筹集钱粮、调遣军队的指令都能落地执行。 魏忠贤一死，制衡体系消失，东林党独掌大权，这群文官只会空谈儒家道义，缺乏实际的治国与军事能力，遇到战事与财政危机，只会相互推诿指责，拿不出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崇祯皇帝想要筹集军饷保卫京城，号召大臣捐献家财，满朝文武个个哭穷，没有几个人愿意拿出钱财支援国家，可李自成攻破北京后，从这些文官家中搜出的白银超过七千万两，各类珠宝绸缎不计其数，这笔钱财相当于明朝数十年的国库收入，足以支撑前线军队数年的开销，也能安抚受灾的农民，可文官集团宁愿把财富留给起义军，也不愿救助岌岌可危的王朝。 魏忠贤从来不是挽救明朝的能臣，他只是明末腐朽统治下的一个畸形平衡者，他用贪腐与强权维持着财政、军队与朝堂的脆弱平衡，虽然手段黑暗，却能让王朝勉强运转。 崇祯皇帝急于清除奸佞，却没有意识到这个平衡者的核心作用，在砸毁旧平衡后，又没有能力建立新的有效秩序，东林党只会破坏旧体系，却无法构建新的治理模式，最终财政崩溃、农民起义、边境溃败三重危机同时爆发，曾经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明王朝，就这样在层层崩塌中走向了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