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1935年1月，推开贵州遵义那座二层小楼的门，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压抑感，屋子里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悬着一把看不见的剑，这不是在开会，这是在为了几万条性命“排雷”。 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6万红军主力，哪怕是铁石心肠，看着湘江一战后仅剩的3万残兵，心里那盏灯也得晃三晃，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断崖式下跌，这是生存红灯在疯狂闪烁。 作为当时名义上的“一把手”，年仅28岁的博古其实已经处在崩溃边缘，据说因为压力太大，他一度把手枪顶在自己脑袋上想一了百了。 但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这位年轻的总负责人依然试图用“逻辑”来捍卫最后的尊严，他在总结报告里死死咬住一点：我们为什么输？是因为敌人太强大，是因为白区配合太弱。 全是客观理由，这时候，毛泽东站了出来。他没有顺着博古的逻辑去辩论敌我力量对比，而是直接撕开了那个血淋淋的伤口。 什么客观原因？根本就是指挥无能！那种战术，那是拿战士的肉身去填敌人的碉堡，这话不像是在开会，更像是在剥皮，直接把“洋教条”的伪装扯了个干干净净。 就在这层窗户纸被捅破的瞬间，拍案而起的是凯丰，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年轻干部，看着满身土气的毛泽东，心里的优越感炸了。 他指着毛泽东吼道：“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打仗靠的无非就是《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这在当时可不是一句简单的调侃，这是一记重锤。 在那个把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材奉为圣经的年代，指责一个人只懂中国古书，等于是说他是个“土包子”，从理论根子上否定了你指挥现代化战争的合法性。 但历史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一刻，救命的恰恰不是复杂的马列教条，而是被凯丰瞧不上的“三国诡道”，两边僵持不下，博古看着局面失控，试图使出一招“拖字诀”。 面对移交指挥权的提议，博古低声说：“我需要再考虑考虑。”这本是官场上常见的缓兵之计，但毛泽东根本没给他留退路，一句话直接封喉：“你是该考虑，但不是考虑怎么留在这个位置上，而是考虑怎么把权力交出来。” 这一刀补得太准了，语言的伪装被当场剥离，僵局最终是被周恩来打破的，这位在党内拥有极高威望的实权派，做出了一个违背“人情世故”但顺应历史的选择。 他没有为老搭档博古打圆场，而是主动揽下了所有责任，并明确把票投给了毛泽东。 紧接着，张闻天和王稼祥也完成了关键的倒戈，多数派的优势一旦形成，历史的车轮就再也挡不住了。 新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式接管了这支濒临绝境的队伍，后来四渡赤水，甩脱重兵，红军活了。 陈云晚年特意提起博古和凯丰的反对，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谁输谁赢，更是为了揭示一种极为罕见的政治生态，世界各国的政变史，权力更迭往往伴随着血雨腥风，失败者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被肉体消灭，但遵义会议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 信息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遵义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