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军委给兰州军区发了两辆皇冠2.8小轿车。车子给谁用呢？军区司令员杜义德的公务员就让司机去把车开回来，擦得铮亮，准备给首长用。 车是接回来了，可杜义德连看都没细看，直接摆了摆手。 “退回去。”他的话干脆利落，没有半点商量余地。公务员和司机愣在那儿，有点懵。崭新的进口皇冠啊，当时可是稀罕物件，代表着级别和待遇，多少人盯着呢。可杜义德的态度，硬得像他当年指挥打仗时坚守的阵地，不容置疑。“这车我不能要，给军区其他更需要的单位用。” 你或许觉得，这不过是老一辈革命家一次普通的“高风亮节”。但如果你了解杜义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会明白，这不是作秀，这是他为人处世烙在骨头里的准则。 杜义德是谁？红四方面军出身，走过长征，打过无数硬仗的开国中将。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后来遍布各地，身居要职的多的是。可他这个人，一辈子最怕的，就是给人添麻烦，就是搞特殊。在他看来，有台旧吉普坐着，能下部队、能办事，足够了。新轿车？那玩意儿太扎眼，离兵离群众太远。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严，对自己和家人，那更是严到近乎“苛刻”。 他有条铁律：绝不允许家人用他的车，哪怕顺路捎一段也不行。有一次，他的女儿在城里办事，回军区大院时正好碰上下大雨，浑身都淋透了。司机会看着不忍心，悄悄提议说用一下车吧，就这一次。 杜义德知道后，把女儿和司机都叫到跟前，严肃地说：“车是配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杜家的私家车。这个口子绝不能开，今天淋雨是小事，思想上的口子一开，就是大事。”女儿委屈吗？肯定有。但她更明白，父亲的道理，比那场雨更冷，也更重要。 他对子女的要求就一条：凭自己本事。他的几个孩子，后来有的是普通工人，有的当兵从最基层干起，没有任何人借着父亲的名望和关系去“走捷径”。他觉得，这才是对儿女真正的爱护，让他们活得硬气，睡得踏实。 杜义德的“不近人情”，恰恰源于他对部队、对群众最深的情谊。 他下基层检查，最烦前呼后拥，最恨提前打招呼弄虚作假。他喜欢突然就出现在连队的食堂、猪圈、训练场，撩开战士的米缸看看，摸摸被褥厚不厚，跟最普通的兵拉家常。 因为他自己就是从苦日子里拼杀出来的，太知道基层的冷暖意味着什么。坐着一辆闪闪发亮的新皇冠，隔着车窗，能听到多少真话？能闻到多少真实的气息？他怕那种隔阂。 八十年代初，社会风气开始有些微妙变化，一些待遇、规格上的东西，被越来越多人看重。杜义德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苗头，他抵触的不仅仅是一辆车，更是那种可能滋生的特权思想和享乐主义。他用自己的行动，固执地守卫着一种正在被很多人淡忘的传统：领导干部，首先是吃苦的人、奉献的人，而不是优先享受的人。 那两辆皇冠车最后去了哪里？据说配给了军区的外事部门用于接待，算是物尽其用。而杜义德，依然坐着他的旧车，奔波在西北的军营和边防线上。他晚年从兰州军区政委的岗位上退下来，生活极其简朴，对组织没有任何个人要求。别人提起他，都说这是个“倔老头”，但这份“倔”里，是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底气。 回头想想，一辆皇冠轿车，像一面镜子。它照见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照见人心深处的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享受符合级别的待遇天经地义；但在杜义德那代人看来，级别的本质是责任，待遇的边界是觉悟。 他们用一生去实践的，是一种“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执政伦理。这种自律和清醒，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是否依然是我们，尤其是担负责任的人，不可或缺的一剂“清醒剂”？ 当“应该享受的”成为流行思维时，记得还有另一种声音：有些东西，你可以拥有，但选择不要。因为有一种境界，比皇冠更亮，比待遇更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